1970年代马来西亚为了减低对新加坡港口和物流的依赖，以及减缓马新长堤的交通阻塞，在《第二马来西亚计划》下开启了巴西古当港口的建设，也间接带动了工业区的成立。今天，在巴西古当市议会管辖范围里，港口、马路和物流用地占了23%，工业用地则占21％，超过2000家重工业和中小型工厂设立在此，为柔佛最大密集型工业区和港口城市（port city），也是南马重工业及物流枢纽。

然而，巴西古当伴随1980至90年代高速的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新山大都会往东部蔓延，导致区内土地过度开发，失去有效管控，工业活动和承载能力也趋向饱和。同一时间，工业发展给当地带来了两大难题——工业废料处置，以及空气素质恶化。

实际上，巴西古当的环境污染并非今天才发生，因为早于1990年代便有学者开始关注并从事对当地环境污染和土壤侵蚀的实证研究。惟政府过去没有认真看待，也无法做好监督，导致政府目前被动缺乏足够统计，以了解有多少合法或非法的工厂正在巴西古当运作，也无法第一时间掌握不同类型工厂所产出的固体废料、废气和污水排放数据。

此外，工业区业者对工业废料处理的意识低落，以及为了节省成本而没有遵守当局规范，无法妥善处理生产过程中的残余，或随意把废料往人烟稀少的河流和油棕芭倾倒，以上种种因素皆增加了鉴别空污根源之困难。

也许，从长远来看，在巴西古当工业区倡导并实践北欧盛行的“工业共生”概念（industrial symbiosis）有其必要。一方面让工业区转型朝向更有系统性规划和生态导向发展，另一方面则透过政策诱导工业区业者进行协调合作，创造互利优势，注重工业发展之外也能兼顾环境和社会面向，强调资源最有效配置和循环使用，而非对环境的持续破坏。

第一，政府必须对阵下药，重新盘整并掌握工业区概况，以及端出清晰透明的政策愿景，确保巴西古当工业区逐渐转型成为重视绿色科技和环保创新的工业区，如提供业者税务奖掖和技术援助，鼓励研发和自我改进，或协助把符合资格的非法工厂“漂白”。

第二，善用周遭丰富的大学人才和资源，如马来西亚工艺大学和纽卡斯尔医药大学分校，甚至可借力对岸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以强化工业区业者和大学研究团队的关系连结，辅佐业者转型和政府监督，特别是在环境工程和公共卫生领域，进行更深化、中立且客观的实证研究，而非仅依赖政府部门有限人力和不完整数据。

第三，提高业者集体对工业固体废料、废气和废水的再循环意识。举个例子，根据马来西亚工艺大学Sabeen（2016）等人研究，位于巴西古当丹绒朗萨（Tanjung Langsat）的垃圾掩埋场，平均每日须处理从巴西古当周遭运来的240吨垃圾，然而家庭厨余仅占50%。换言之，包括塑料、金属、玻璃、纸张在内的另外50%垃圾类别，其实有再生循环的潜在可能。

巴西古当工业区的发展有其特殊历史和社会脉络。若在没有找到确切根源下，打算以非理性、一刀切的方式对区内业者实施不公平的连坐法，借以快速“清空”区内“污染源”，其实乃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就算把特定工厂迁到其他地区，也只是把空污问题转到另一个地区。相对的，我们应该针对巴西古当的未来，设法找出更具永续、创新和包容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