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近年来这词语频频出现在我国中文媒体的报道中，然而会使用此词语的，多是媒体、学者等掌握一定知识基础的群体，对一般大众而言，这词语仿佛有点不“接地气”。

为使读者更了解“转型正义”的概念，本报采访了“台湾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促转会）的代理主委杨翠。

台湾民进党二度执政后，开始进行转型正义相关的工作，追究过去国民党在戒严时期所犯下的迫害人权事迹责任，然而转型正义涉及到复杂的蓝绿政党政治，故相关政策始终争议不断。不过，正因有争议，台湾社会也得以在立场交锋的过程中去讨论该如何落实。
1981年7月2日，长期支持党外运动的台湾留美博士陈文成返台探亲时，被台湾警备总部人员带走约谈，3日清晨被人发现陈尸于台大校园内的图书馆旁，国民党当局宣称陈文成乃“畏罪自杀”，而陈文成的家人与社会舆论多认为是当局策划的谋杀。至今，陈文成事件仍是台湾未解的重大政治命案。

同样也发生在7月的未解政治命案，即是我国的“赵明福命案”了，同样有遭执法者带走，最终离奇坠楼身亡后被当局指称“畏罪自杀”的情节。

赵明福已离世10年，如今赵家不仅未能等到新政府揪出真凶、给予真相的转型正义，还得面对当权者在伤口上撒盐，如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发表赵家已通过民事诉讼取得赔偿，却“要求更多”的言论。

转型正义不是只有赔偿

对赵家而言，他们追讨赵明福身亡的真相与追究加害者的责任，远比物质上的补偿来得重要。而还原真相，正是转型正义的其中一重要要素。

台湾立法院在2017年12月5日三读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促转会在隔年5月31日正式挂牌成立。该条例要求促转会的任务事项包括：（一）开放政治档案；（二）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三）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四）不当党产之处理及运用；（五）其他转型正义事项等。

促转会代理主委杨翠指出，台湾的转型正义并非自己另订一套出来的，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国际定义的。如2001年在纽约成立的“国际转型正义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对转型正义定义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即转型正义是指国家从威权体制过渡到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对于面对过去因为大规模的滥权，对人权的侵害所造成的问题去进行清理，包括还原真相、确认责任归属、赔偿、司法平复，以及重建社会公义等。

此外，杨翠称台湾的促转条例亦符合联合国对转型正义定义的五大要素，即调查真相起诉元凶、确保获知真相的权利、赔偿、重整参与迫害之组织与制度、社会对话等。

事实上，台湾的转型正义工程在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前就开始了。1987年7月15日台湾解严，民间社会的力量日渐蓬勃，进而要求政府为“二二八事件”、各白色恐怖案平反，因此1995年才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以及1998年通过《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并设立“补偿基金会”办理政治受难者的补偿金事宜。补偿基金会已于2014年熄灯，该基金会统计运作的15年内共受理了1萬零65件申请案、核发补偿金逾台币199亿1030万元，共2万零340人受领。

尽管台湾政府早为受到不当审判的政治受难者给予了“补偿金”，但对受难者与家属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补偿只是转型正义的其中一要素，更重要的是如何还原真相与促进社会和解，即没有真相，何来和解？

杨翠表示，对于国家是否要平反、发放补偿金，世界各国都会有争议，而台湾选择先作补偿有其时代脉络。杨翠进一步指出，在转型正义工程上先作补偿也造成了一个困难，社会上会有人认为既然受害者得到补偿了，那意味着转型正义也就完成了。对于这难题，杨翠认为无论转型正义进行过程中的要素先后为何，都会面对下一阶段必然的课题，而接下来促转会要做的，即是还原历史真相与促进社会和解。

例如，今年7月4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了《政治档案条例》，主导档案征集的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可依法要求相关政党、政府机关，须在6个月内完成政治档案清查。而该条例的通过，也让台湾关心陈文成命案及其它白色恐怖冤案的人士，萌生了真相会水落石出的希望。

回到赵明福命案，除对涉案的反贪会人员咎责，新政府是否有意在制度上改革，透过档案的公开，让官方与民间力量参与还原真相，也是落实我国转型正义重要的一环。

有句话说转型正义最大的敌人是“时间”，因为受难者群体会随着时间的凋零而等不到真相与正义的到来，而加害者或相关证据也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被淹没。

因此能否早日实现还原真相、社会和解，威权时期的执政党及相关政府机关的态度相当重要。

在台湾戒严时期（1949-1987）的唯一执政党，即国民党，当时国民党以反共为名，造成多宗政治迫害的冤案，至今仍有论者主张那是“必要之恶”。对于已创党逾百年的国民党，杨翠表示可理解国民党有本身的历史包袱，因此国民党会对转型正义采取较抗拒、不愿面对的态度，如有关促转会的预算欲通过立法院的审查时，国民党会尝试冻结预算。

对于在第一线上进行政治迫害的相关情治单位，杨翠称各国的情治单位都一样会采取抗拒的态度。杨翠举例称，隶属于西班牙文化部的“历史文件记忆中心”馆长在今年6月拜访促转会时，表达了对促转会的“羡慕”，因为促转会属台湾官方的二级机关，可专责处理转型正义相关工作。西班牙也曾经历过威权统治的“佛朗哥时代”（1939-1975），之后也开始了转型正义工作。杨翠从该中心馆长那得知，虽然西班牙2007年通过了《历史记忆法》，该国历史文件记忆中心依法有据地进行了许多征集档案、历史真相揭露的工作，但事实上人民申请档案时仍会面对部分档案无法阅览的情况，而西班牙国防部也仍有抗拒。

对杨翠而言，这更让她认知到若转型正义工程的受挫感只放在台湾来看的话，就会一直身陷困局内而难以自拔，以及面对外界“换了屁股就换了脑袋”的质疑。因此杨翠认为，参照他国之下，其实台湾所面对的转型正义困境他国也经历过。

杨翠表示，不难理解为何相关情治单位会不配合，因为那牵涉到他们的过去与组织文化，因此促转会成立的一年多来，一直在尝试与相关机关亲自做许多沟通。杨翠强调，法律上并没有赋予促转会一定威权的地位，即使有，她相信促转会全体同仁也不希望转型正义工程是采取由上而下、没经过社会对话、命令式的做法。“不同机关之间忧危的历史经验历程，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威权统治时期的真实之一，我们不能把它直接抹除，”杨翠说。

转型正义要放在比族群更高的位置

对于我国的转型正义，杨翠表示能理解台马两地有很不一样的历史脉络与族群因素，不过她建议民间力量始终应扮演先行者的角色，而官方对转型正义立场应置于族群之上。

1990年，台美文化交流基金会（2000年获正名为“财团法人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成立；2007年台湾民间成立“社团法人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还有更多的相关团体，都是在台湾政府立法推动转型正义前成立的。

杨翠强调，在各国转型正义过程中，一定是民间先行推动的，而非政府，台湾解严了32年才有专责机关。不过杨翠指出，促转会虽然成立了，但任务型的机关终究会结束，有监督功能的民间力量仍可持续拓展下去。

对于台湾转型正义中的族群因素，杨翠表示，虽然当中有统治者所属的主要族群身分，但她不认为那是真正问题所在。杨翠称台湾转型正义之所以困难，乃因尽管历史的事实面上，过去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是国家不分单一族群、性别、阶级地对人权伤害，但为何现实面而言，却又难以推动？那是因为转型正义常被误解为政党、族群的对立。因此杨翠坚持，促转会有责任去跟台湾社会沟通说“不是那样的”。

对于我国的情况，杨翠称如“513事件”，确实与台湾不一样，有更多的种族因素，但官方要推动转型正义的话，还是要将转型正义放到更高的位置比较有说服力，否则会一直纠结在种族的对立中。

杨翠举例，由于戒严时期遭判刑入狱的政治犯不分统派、独派，故过去促转会发布的4波平反撤销政治受难者罪名名单公告后，统派会骂促转会为台独平反，独派也会骂促转会为统派平反，因此杨翠称这恰恰证明了促转会所进行的转型正义工作是超越族群和党派的。

最后，杨翠不反对民间可从不同角度去论述转型正义，但国家机关有责任去对社会的误解释疑，不能在转型正义上单独强调任一族群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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