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社除了有华教问题要应对，还有关于华人宗教信仰的情况需关注。如今宗教界有一危机。什么危机呢？危机就在于不忧学风之树立与否，不先来深讲传承，便先去急速传播。

传承是需要学养积累的，正如苏轼之所言：“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反观传播则只需指头轻触，手机转发，轻易的分享，便造就了轻易的迷信。量大质差的泛滥资讯，民众必将未蒙其益，而先受其害。

试想，若信徒尚未经“好学深思”的门风熏陶，便已急着去全情投入宣教的工作，这显然无益于光大正信，反有助于宗教末流的骑劫，而所谓的“广开方便”，不过业绩化，所谓的“接引大众”，也无非“销量化”，恐怕一个个被引入信仰的许多人儿都将成了利用宗教者的一件件“嫁衣”。奈何。

细想来，古往今来有哪个高僧、高功，哪个真人、大德，不是先经潜修深养而后开风立德的？又有哪个教徒是可以不学无术，便真有贡献于人群的？其实，这也是华教界的问题。想佛、道二教，除少数个别外，哪个信徒不是华教出身？即先从华文教育里识字做人，然后各有信仰又不失为一中华民族。又道教斋醮，佛门法会，僧师道长诵经礼忏，能全然不通一句文言意趣？道场寺观，讲经说法，真全然不讲“仁义礼智信”这中国人自古所谓的五常？

面对华社多方问题，学术界首当自觉自省，士人精神正需自发。不管在朝在野，乌纱也罢，布衣也罢，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都需好学、乐学、善学、敬学，人间大小事都需学养以成事。“当知做学问，最先便是要了解从前人的甘苦，和接受从前人的成绩，否则便无法再创新”。钱公宾四先生一言，发人深省。前人言语不多道理深，良有以也。没有传承的所谓创新，也不过是一种躁动浮夸的东西。

人能静坐养心甚好，然而若始终静不下心来读一部经书，不好学深思，便想凭空来得灵感，搞些创意创新的点子，那么这已然是个大问题。想来今日商业社会里头的人们，其身上那浮躁之气，若经久而不得止息，则不管信什么教、修什么法，便都会有走火入魔的一天。

要之，有信仰的传承，是有精神的传承；无传承的信仰，是无根源的信仰。这一切都离不开学习，而求学自当敬重文献。朱子曰：“文者，典籍也；献者，贤也”。可见“中国人总是爱把死人拉进活人世界，把各地的历史性加深，文化性加厚，因此使各地生人之德性也随之更加传统化”。又“在中国人的想法，总是要把我们人生在仰有天，俯有地，上有千古，下有千古中，觉得此世界不是薄薄一平面”（钱宾四(穆)先生《中国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中的最高信仰与终极理想》）。

读书当求活泼泼的人物．精神与情怀，不该只做一堆材料看。有知识没文化，正在于不知圣贤人物的心胸与眼光。惟“历史家的眼光是远大的，宗教家的心肠是慈悲的。今天的社会，最需要人有远大的眼光，才能跳脱可悲的现实圈子；最需要人有慈悲的心肠，才能挽救人类可怕的命运”。钱公这番话，真个字字肺腑而句句心声。静静地想一想，今人总该在参与一番番的事业之前，先来好好聆听一段段的心声，求学于往圣先贤的心怀与眼光。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