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大马纷乱的政治现状感到厌倦，所以我在近期将焦点稍微移向了印尼政治。这里在11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发生了两件攸关公务员前途的大事。其一，印尼行政与发挥国家官员效能部长库摩洛在11月20日突然向政府机构发出行政通令，要求所有相关机构拟定、重组各自的中、低级公务员架构，以简化公务体系的职能和效率；通令发出之后，国营企业部长艾立克很快便给予配合，宣布裁撤部门内属于高级公务员，但职能重叠的6位次长和1位秘书。

国企部将这7人调至其他拥有空缺的国企，而他们的原有职务将转移至两位副部长身上，以达致节省开支、减少冗员和降低繁文缛节的目标。至于第二件事，则发生在上周四（28日），总统佐科威宣布着手简化公务体系，除了准备裁撤公务员体系中最高级别官员的等级（即官员等级中的第一、二等级公务员），还打算采用人工智能（AI）取代这些以后可能被裁撤或调职的高级公务员，借此减少印尼官场各种陋习，并以绩效取而代之。

这两件事，换在我国目前的政治语境来说，就是要透过雷厉风行的公务体系改革，来压制官僚体制内的“暗势力”。当然，改革臃肿、官僚陋习盛行的公务员体系，是印尼历代总统都想处理的事情，2001年第五任总统梅加瓦蒂宣誓就职后，就有意推动官僚改革，期望借此改善印尼1998年金融风暴后经济和投资低迷的状态，但其在任内也只实现了人民直选总统的选制改革，对全盘改革公务体系依然一筹莫展。

之后的苏西洛，到现在的佐科威，也都一度将改革官僚体制视为自己施政的方向之一，但一直以来因为总统个性（苏西洛比较优柔寡断，在裁撤官员方面下不了决心）和内部权斗（佐科威的政权面对着极端主义的掣肘）而举步艰难。佐科威在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以大热姿态顺利连任后，有感于印尼出口额的持续萎缩、商品价格的疲弱、对外资吸引力下降，以及国家所陷入的惰性增长（lazy growth）发展瓶颈，在10月宣誓就职时宣布将启动官制改革，一来履行竞选承诺，二来营造更亲商的官制。

在一系列的改革中，我们就看到了内阁瘦身、专业人士和政敌入阁等出乎意料的决策，并很快地启动对公务体系的改革，并且拳拳到肉。印尼目前的公务员与人口比例并不算高，即1比110人（和英国的1对118比例差不多），但因为官场陋习和职能重叠，所以官僚主义极其严重。佐科威政府相信，要整顿印尼的经济，就必须由整顿公务体系开始，因此，印尼的公务员等级将从原有的5层减至3层，职能重叠的悉数合并、虚职也必须裁撤。

当然，我国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打从阿都拉时代开始，政府就有意实施公务体系改革，以借此提升政府的效率，但因为政治原因，这事过了15年，眼看印尼已经开始“动手”，但我国却仍停留在“有意”的阶段，除了偶尔发牢骚指公务体系内有暗势力企图干扰政府决策，我们就没其他对策。其实，要说臃肿，大马的公务体系比印尼严重，因为我们的公务员与人口比例是1比19人，覆盖率是印尼的5倍，令我国每年必须支付巨额的公务员薪金和退休金。

根据2020年财政预算案，政府在公务员薪资和退休金的开销，占预算案的三分之一，而这数额竟然还比政府所拨出的发展开销高出一倍，资本效率偏低。另外，我国公务员等级也过细，虽然当中只三层，但一等公务员等级有两组（TURUS和JUSA），每组再各分三级；二等有至少5级（Gred 54到41，前朝政府在大选前为教育公务员加多一级，即Gred 56）；至于第三等，则有9级（即Gred 1到36）。

其实，公务员体系的等级过细，容易出现冗员，各部各级的官员层层相叠，造成下情上达的速度缓慢，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再加上各部门职称、级数和数量并不统一，各部对官员绩效标准又不划一，造成官员办事倾向闭门造车，一切以上司喜恶为依归，无视为民服务的职责。所以，论人数比例，我们的体系比印尼更臃肿；论官僚等级，我们的体系也比印尼更复杂。

如果人数多，代表效率好，这1对19的比率是很优越的，但问题是，我国公务员的行政效率低落，早已是全民共识；如果政府只是要向世人展示，当公务员前景棒棒哒，这种三层两组15级的体系也是很优越的，但问题是，公务体系是设来有效处理行政事务的体系，并不是单纯的“工作机会”而已。印尼意识到问题所在，所以已下定决心着手改革其公务体系，而作为其邻国的大马，要等到几时，才能有这种意识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