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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4 07:42:00  2156727
刘惟诚.我们改革公务体系的决心呢
纯粹诚见

因为对大马纷乱的政治现状感到厌倦,所以我在近期将焦点稍微移向了印尼政治。这里在11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发生了两件攸关公务员前途的大事。其一,印尼行政与发挥国家官员效能部长库摩洛在11月20日突然向政府机构发出行政通令,要求所有相关机构拟定、重组各自的中、低级公务员架构,以简化公务体系的职能和效率;通令发出之后,国营企业部长艾立克很快便给予配合,宣布裁撤部门内属于高级公务员,但职能重叠的6位次长和1位秘书。

国企部将这7人调至其他拥有空缺的国企,而他们的原有职务将转移至两位副部长身上,以达致节省开支、减少冗员和降低繁文缛节的目标。至于第二件事,则发生在上周四(28日),总统佐科威宣布着手简化公务体系,除了准备裁撤公务员体系中最高级别官员的等级(即官员等级中的第一、二等级公务员),还打算采用人工智能(AI)取代这些以后可能被裁撤或调职的高级公务员,借此减少印尼官场各种陋习,并以绩效取而代之。

这两件事,换在我国目前的政治语境来说,就是要透过雷厉风行的公务体系改革,来压制官僚体制内的“暗势力”。当然,改革臃肿、官僚陋习盛行的公务员体系,是印尼历代总统都想处理的事情,2001年第五任总统梅加瓦蒂宣誓就职后,就有意推动官僚改革,期望借此改善印尼1998年金融风暴后经济和投资低迷的状态,但其在任内也只实现了人民直选总统的选制改革,对全盘改革公务体系依然一筹莫展。

之后的苏西洛,到现在的佐科威,也都一度将改革官僚体制视为自己施政的方向之一,但一直以来因为总统个性(苏西洛比较优柔寡断,在裁撤官员方面下不了决心)和内部权斗(佐科威的政权面对着极端主义的掣肘)而举步艰难。佐科威在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以大热姿态顺利连任后,有感于印尼出口额的持续萎缩、商品价格的疲弱、对外资吸引力下降,以及国家所陷入的惰性增长(lazy growth)发展瓶颈,在10月宣誓就职时宣布将启动官制改革,一来履行竞选承诺,二来营造更亲商的官制。

在一系列的改革中,我们就看到了内阁瘦身、专业人士和政敌入阁等出乎意料的决策,并很快地启动对公务体系的改革,并且拳拳到肉。印尼目前的公务员与人口比例并不算高,即1比110人(和英国的1对118比例差不多),但因为官场陋习和职能重叠,所以官僚主义极其严重。佐科威政府相信,要整顿印尼的经济,就必须由整顿公务体系开始,因此,印尼的公务员等级将从原有的5层减至3层,职能重叠的悉数合并、虚职也必须裁撤。

当然,我国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打从阿都拉时代开始,政府就有意实施公务体系改革,以借此提升政府的效率,但因为政治原因,这事过了15年,眼看印尼已经开始“动手”,但我国却仍停留在“有意”的阶段,除了偶尔发牢骚指公务体系内有暗势力企图干扰政府决策,我们就没其他对策。其实,要说臃肿,大马的公务体系比印尼严重,因为我们的公务员与人口比例是1比19人,覆盖率是印尼的5倍,令我国每年必须支付巨额的公务员薪金和退休金。

根据2020年财政预算案,政府在公务员薪资和退休金的开销,占预算案的三分之一,而这数额竟然还比政府所拨出的发展开销高出一倍,资本效率偏低。另外,我国公务员等级也过细,虽然当中只三层,但一等公务员等级有两组(TURUS和JUSA),每组再各分三级;二等有至少5级(Gred 54到41,前朝政府在大选前为教育公务员加多一级,即Gred 56);至于第三等,则有9级(即Gred 1到36)。

其实,公务员体系的等级过细,容易出现冗员,各部各级的官员层层相叠,造成下情上达的速度缓慢,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再加上各部门职称、级数和数量并不统一,各部对官员绩效标准又不划一,造成官员办事倾向闭门造车,一切以上司喜恶为依归,无视为民服务的职责。所以,论人数比例,我们的体系比印尼更臃肿;论官僚等级,我们的体系也比印尼更复杂。

如果人数多,代表效率好,这1对19的比率是很优越的,但问题是,我国公务员的行政效率低落,早已是全民共识;如果政府只是要向世人展示,当公务员前景棒棒哒,这种三层两组15级的体系也是很优越的,但问题是,公务体系是设来有效处理行政事务的体系,并不是单纯的“工作机会”而已。印尼意识到问题所在,所以已下定决心着手改革其公务体系,而作为其邻国的大马,要等到几时,才能有这种意识与决心?

作者 : 刘惟诚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1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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