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30am 12/01/2020

安焕然.华人大抵是“小康”，不足以说是“富人”

作者: 安焕然

我一再强调，华人先辈至少有两个源头。除了华商阶层，19世纪的大量华工移入，亦是投于斯土经济的开拓垦殖，填补市场经济发展廉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他们当时也有很多参加了会党。这也是事实。但涉及争夺地盘械斗的，不只是华人。

有资源的地方常会有利益纷争，这亦是历史常态。19世纪70年代的拉律战争，涉及华人会党海山和义兴的械斗，也涉及不同阵营里马来土酋的利益分配。战争波及槟城的骚乱，却让英国势力有机可趁干预马来半岛的事务。1874年签订邦咯条约，英国派驻霹雳第一任参政司柏治，欲图主导霹雳之内政。而华人两大会党之争，则由海峡殖民地总督调解。从此，拉律锡矿区改名为“太平”。英人势力自此伸入马来半岛。

但这位参政司柏治虽是“英国绅士”，他自以为是的人道主义，主张要废除女奴制，又刚愎自用的强行税务改革，这些事都刺激了马来土酋权贵既得利益的敏感神经，认为那是企图改变传统、削弱马来苏丹和马来人的权益和尊严。在一次密谋策划中，柏治在洗澡时被刺杀了。阴谋者虽被制裁，但马来亚独立后的官方历史论述，他们都被形塑成敢于反抗英国殖民者的马来民族英雄。

柏治的死，多少也让英殖民者意识到，还是不要去触碰传统马来这一块。因而其有意的分而治之（虽然没有“明名规定”）的政策，加上马来人的传统观的牵制，马来社会即使是到20世纪初仍未摆脱其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但在英殖民体制及其影响下的经济作物栽种和锡矿开采，华人却充当了主要的廉价劳动力。18世纪末，华人经济作物的种植兴起于北部的槟城，种胡椒、丁香、豆蒄。之后渐扩至槟岛对岸的威省，种植甘蔗。19世纪中期，马来半岛南部，在仍持有内政主权的柔佛天猛公王朝推行港主制度下亦有不少潮州人种植甘蜜。马来半岛内陆地区，则有不少广肇府人、广西人和客家人在从事钖矿开采。

在南中国海另一边的婆罗洲，18世纪中叶，以客家人为主的兰芳公司、大港公司和三条沟公司早已在西婆罗洲从事金矿开采。后来受到荷兰殖民者的压迫，以及“公司”内讧分裂和互斗，不少华工纷纷北移至砂拉越。一些人（主要是客家人）集中在石隆门（Bau），开采金矿、锑矿，种植胡椒、蔬菜。后因反抗英人布洛克“白人拉惹”政权，石隆门华工武装“叛变”，惨遭镇压。之后英资婆罗洲公司逐步吞食华人的金矿业。惟至1868年第二任白人拉惹查尔士‧布洛克即位后，为开拓砂拉越大片的处女地，从制度上鼓励华人到来投资，并透过新加坡的契约劳工制的管道，促使华人在砂拉越的经济活动出现了另一波垦殖高潮。另，1881年也是属于英国资本的北婆罗洲渣打公司统治东婆罗洲的沙巴，为开发斯土，同样招徕大量华工移入。1890年代，更是鼓励从新加坡和香港引入华工，开展烟草种植实业。

至于海峡殖民地那些做生意的华人，仍然是那批“久居”的“闽商以各项海货及往来各埠之轮船为宗，资本俱钜，他商不能及。”（李锺珏《新嘉坡风土记》）。

在这里，谁最有钱呢？（清）李锺珏《新嘉坡风土记》说得很清楚，新加坡社会华人虽是最多也最富有，但拥有千万身家的也不过数百人。大抵华人多是“但云小康不足齿于富人也”。而且这些都是“之前”峇峇华商集团打下的根基。李锺珏明确指出，19世纪末，其时（光绪年间）已很少有暴发户了。至于其他族群，“土人最贫”，这是历史事实。印度劳工也很穷。然而在这些族群里边，有不少印巫混血后代，专门从事放贷行业的“齐智”（仄迪人，Chetty）和阿剌伯穆斯林，却很富有。在资金流通上，一些华商甚至还要向他们借贷应急，却也因其高利贷，实是对华商的“剥肤”。想来，这种社会阶层和经济地位不是单纯以种族或宗教可以划分的。华人之中，大富大贵的也是少数。大多数华人皆不足言富，而是靠他们的努力打拼挣来的“小康”。而这“小康”之福，一直以来也是大马华人真诚的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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