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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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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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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57pm 16/01/2020

1MDB最终报告篡改案·莎达都:阿鲁尔仅供60%资料

1MDB特别稽查团队长莎达都周四向法庭供证时说,其当时的上司前总稽查司安比林(右)于2016年向国会公共帐目委员会供证时提呈的“1MDB最终报告”属于初稿,仍然能够修改。
1MDB特别稽查团队长莎达都周四向法庭供证时说,其当时的上司前总稽查司安比林(右)于2016年向国会公共帐目委员会供证时提呈的“1MDB最终报告”属于初稿,仍然能够修改。

(吉隆坡16日讯)前总稽查署1MDB特别稽查队队长莎达都说,虽然1MDB前首席执行员阿鲁尔甘达口头上答应他们提供所需要的资料,但是拖延了多个月,而最终提供的资料也不完整,只有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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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及是否同意1MDB前首席执行员阿鲁尔甘达2015年1月5日刚接手该职位时,对方在当时仍需要时间掌握资料才能回应总稽查署的提问,莎达都说,阿鲁尔甘达是聪慧的人,他很快就上手。

不过,她随后却表示,虽然阿鲁尔甘达口头上答应一切都没有问题,并会提供总稽查署所需要的资料,但是等待了一个月又一个月,资料还是没有呈上。

多次见阿鲁尔提要求资料

莎达都今日在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及阿鲁尔甘达被控篡改1MDB最终报告案中接受纳吉辩护律师丹斯里沙菲宜交叉盘问时说,期间也曾多次会见阿鲁尔甘达和提出要求资料,因为当时国会公共帐目委员会也一直在催促总稽查署。

她指出,虽然最终有拿到资料,但是也只是给了60%,并不完整。

她说,这也是首个总稽查署处理的被列为官方机密的稽查报告。

询及阿鲁尔甘达的上一任首席执行员沙鲁是一个障碍,并没有给予总稽查署配合,她表示同意。

询及是否知道刘特佐在1MDB扮演重大角色,她说,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事后才知道这名人士。

另外,莎达都同意,前总稽查司丹斯里安比林于2016年3月向国会公共帐目委员会供证时提呈的“1MDB最终报告”属于初稿(draft),仍然可以作出修改。

她说,当时有关报告仍然是初稿,仍可以进行修改,但是修改必须根据特定条件。

要求2人删最终报告内容
同意遭阿里韩沙强迫

莎达都同意沙菲宜的说法,即在2016年2月24日的会议上,前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强迫她和安比林作出一些决定,删除1MDB最终报告的一些内容。

沙菲宜盘问莎达都,当天的会议是否是一个总稽查署被迫出席的会议?

莎达都表示不是,一般上政府首席秘书召集出席会议,安比林会通知总稽查署的官员。

她同意沙菲宜的说法,即当时阿里韩沙强迫她和安比林作出一些决定。

她说,录音抄本的第325段内容显示阿里韩沙要总稽查署删除1MDB最终报告的一些内容。根据录音抄本第325段,有关内容为总稽查司可以行使裁量权删除。

针对莎达都的上述供词,沙菲宜问她,这就是所谓的强迫?

莎达都回答是的。

“如果我们不删除,那么这些(要求删除的内容)会一直被提出。”

沙菲宜指,阿里韩沙并没说:“你最好删除。”

莎达都指出,阿里韩沙不会这么说,但后者指行使裁量权就是(要总稽查署)删除(内容)。

她说,当时她和安比林并没向阿里韩沙抗议说不可以删除,但这(行使裁量权)是一项指示(以删除报告中的一些内容)。

此前,本案第5证人总稽查署稽查主任(管理)诺莎瓦妮指出,当她和稽查团员返回办公室听回会议录音时,对会议内容感到惊讶,因为会议提及删除1MDB稽查报告的部分内容,包括1MDB两个有冲突的2014年财务报表。

莎达都在本周一供证时也指出,阿里韩沙曾告诉她,不要打印1MDB最终稽查报告直到获得纳吉的首肯,并指这会为我国带来政治影响。

诺莎瓦妮放入铅笔盒
不知录音笔何时开启 

在今日的审讯中,沙菲宜深入盘问莎达都当天会议出席者的座位情况,以及当时诺莎瓦妮是如何将录音笔放入铅笔盒。

莎达都指出,当时抵达阿里韩沙的办公室后,一行人就进入会议室,为会议做准备。

她说,当时安比林就坐在她的右边,诺莎瓦妮则坐在她的左边。

一般由诺莎瓦妮录音记录

莎达都说,阿里韩沙进入会议室时,看见很多人,并指不需要这么多人待在会议室内,因此其他总稽查署的官员随后在指示下,离开会议室。

沙菲宜接着问莎达都,当天是否需要仔细记录会议?

莎达都表示,一般上她不需要记录会议,而是由诺莎瓦妮录音和记录。

“我主要是负责参与会议讨论,在讨论时,我也无法记录。”

她说,当时的情况是,阿里韩沙要求其他人离开,她本身也没机会和诺莎瓦妮讲话。

没告知阿里韩会议录音

她说,当时并没告知阿里韩沙,总稽查署需要在会议中录音,她和安比林也没有专注在录音事宜,因为诺莎瓦妮一般上会录音。

但她表示,在当天的会议,她并不知道诺莎瓦妮是在什么时候开启录音笔。

她也说,当时阿里韩沙进入会议室时,在场者站起来向阿里韩沙敬礼,可能当时在她没留意的情况下,诺莎瓦妮将录音笔放入她的铅笔盒。

此前,诺莎瓦妮在供证时坦言,她在没有获得任何人允许,以及莎达都不知情下,将已开启录音功能的录音笔放进铅笔盒,在1MDB稽查报告会议时录音。

赴阿里韩沙办公室开会
不知具体讨论什么

莎达都今日接受盘问时指出,2016年2月24日当天,其团队有大约六七人,一同前往前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的办公室,以出席会议。

她说,当时他们只是知道当天的会议是讨论关于1MDB的事宜,但不晓得具体涉及哪方面的问题。

她认同沙菲宜的说法,即由于不知道具体会讨论什么,因此将所有和1MDB相关的文件携带过去。

沙菲宜接着问莎达都,有关的会议录音抄本是否让人感到不满意?

莎达都表示,她不能说让人不满意,因为准备抄本者是依据相关的录音准备抄本,加上有关的录音也不清楚。

此外,莎达都指出,当天出席会议时,有携带笔记本,一般上会记录重要的事情。

对此,沙菲宜问莎达都,有关的笔记本是否还有保存?

莎达都表示,不确定是否还能找出来。

“除了笔记本,你(莎达都)还有携带什么出席会议?”

莎达都说,还有铅笔盒,但当时退休时,已交给稽查署的职员。

获安比林听证会供证记录
辩方申请庭令获批

较早前,承审法官莫哈末再尼批准沙菲宜的申请,发出庭令以让辩方获取安比林于2018年12月4日听证会的供证记录。

沙菲宜指出,他被告知需要获得庭令才能获取相关的供证记录,因此寻求法官允许在本案的审讯中,揭露安比林当年的证词。

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曾在2018年12月4日传召安比林出席1MDB总稽查司报告是否被篡改或删除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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