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东凯‧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手段

过去4天，马来西亚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病例可谓以倍数增长，而且，1万4500名大城堡清真寺传教士集会的参加者中，至今还不到20%接受检测，其余的还未现身，恐怕我国的疫情随时进入世界前十名。

如果是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等排在世界前十名，那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但是，足以夺命且还未有特效药的冠病随时会让大马“跻身”世界前十，政府是时候考虑采取强硬手段了。

其中一名确诊者是行动党泗里街国会议员黄灵彪，他恰巧在上述集会结束后隔天乘飞机回砂拉越，并在两周后证实确诊，同时被怀疑是在机上感染冠病。卫生部能够做的是，找出当天与黄灵彪同一班机的乘客名单，并一一通知乘客到医院接受检测。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在集会后一两天内，从吉隆坡飞往东马的所有班机，假设一趟班机的上百名乘客当中有人是冠病带病毒者，那不只是乘客而已，连空服员也可能会成为散播冠病的高危群。

如今，全国各地都开始有确诊病例了，但是，人们比较关心的是，患者来自哪一个社区？譬如卫生部列出槟州出现7名病患后，人们因不懂患者的活动范围，导致全槟人民涌往超市抢购厕纸、日常用品等，难道，卫生部就不能公布患者的社区吗？

医药圈子见到确诊患者倍数增长后，主动发起联署运动，呼吁政府考虑采用封国措施，让各社区的患者陆续出现症状并接受治疗。医生们理解封国将对国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不使用非常手段控制疫情，恐怕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更明显的是，“新政府”处理疫情方面比“前朝政府”逊色，疫情开始严重后，不少人已寝食难安，政府却要等到隔天才开会，甚至星期三才在内阁会议上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