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赛富丁赞星洲打假新闻·抗疫，也应学会求真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在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下开档调查45宗传播假新闻的案件，其中有13宗已提交至总检察署。在这13宗案件当中，已经有6宗案件的嫌犯在刑事法典下被控。”

他说，警方也已开始了有关传播假新闻的逮捕行动，同时，当局必定会加紧对假新闻的调查。

他说，我国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在冠病期间提高12%是个非常保守的数据，这还不包括令人混淆、未经证实为假新闻的误导性资讯。

抨上传旧照片指责政敌

在政治人物涉嫌传播假新闻方面，他说，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27日已传召有关人士问话。有关政治人物在脸书上传旧照片，质问图中的国阵领袖为什么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没有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他提醒民众，我国正处于抗疫的非常时期，除了医生、护士、警察、军人和记者等前线人员，所有人都在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每个人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这种时候，却有人蓄意挑起不适合的事。政治人物可以抨击、可以评论，但是用旧照片来做出这些评论的用意是什么？他们大可呼吁大家不要出门、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

MCMC设快速回应组

由于假消息满天飞而扰乱公共秩序，赛富丁说，除了负责处理假新闻的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该部也已成立快速回应小组（Rapid Response Team），以处理未经证实为假新闻的不确定消息。这些包括使人混淆的资讯，还有具有种族主义和挑拨意味的内容。

他说，由于当局需要时间调查假新闻案件，而有些未经证实的消息无法等待调查结果出炉再去证实，因此有必须成立快速回应小组，以便及时针对未经证实的误导性资讯作出澄清。

跨部门求证 每晚澄清

他说，此快速回应小组将跨部门、跨机构地进行求证工作。该小组日均处理5则网传谣言，并会在每晚约9时对外做出简短声明。

“例如有关警察向外出没戴口罩的民众开出200令吉罚单的谣言，快速回应小组成员即刻向警方求证，并做出澄清。”

暂不恢复反假新闻法令

赛富丁说，尽管假新闻在冠病和我国执行限行令期间的问题使人担忧，但是我国现有的法律已足够让有关单位采取行动，因此暂不考虑恢复反假新闻法令。

他说：“我们还没有到（需要恢复反假新闻法令的）阶段，我国现有的法律，即刑事法典和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足以应付国内的假新闻问题。

在刑事法典第505（b）条文（蓄意导致公众恐慌及破坏社会安宁）下，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2年及罚款；违反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不当使用网络设备或网络服务散播假消息）者，可被罚款5万令吉或监禁1年。

反假新闻法令是在2018年4月，即国阵政府执政时期所通过的法令。此法令在2019年9月，即希盟政府执政时期废除。

慕尤丁冷静亲力带领抗疫

我国政局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后，新冠病毒病已到了第二波疫情，新的国盟政府一组成内阁，即投入抗疫的工作，特别是新任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更是面对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所有人的目光焦点都集中在他身上。

在许多人眼中，慕尤丁并不是一个强势的首相，并且质疑他到底有没有能耐带领国家和人民渡过这次的难关。从这一次的危机处理中，慕尤丁展现出了怎样的一个特质？

赛富丁受访时，道出了他对这名新首相的观察。他说，在带领国家抗疫的过程中，他从慕尤丁身上看到两个重要的特质，那就是冷静，以及亲力亲为。

他说，慕尤丁在发表电视演讲时神情冷静，用词简单易懂，态度亲和，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冷静是人民所能看到的。很多人都说他的电视演讲，就像爷爷给孙子的劝告那样。这是好的，因为若国家领导人不沉着冷静，国人就无法安心。

“人民看不到的方面，是慕尤丁做事亲力亲为。在和他的会议上，大家都必须做好准备，因为他会询问很多细节，所有巨细靡遗都会照顾周到，也会记得别人汇报的工作并会再跟进，这显示出他亲力亲为的工作态度。”

政治动荡期未影响抗疫

针对有者批评“后门政府风波”导致当局未能及时对冠病采取适当的遏止措施，最终使我国爆发第二波疫情，赛富丁说，处理冠病的工作小组在我国政治动荡期间仍如常工作，而事实上，许多国家没有发生政治动荡，但是冠病情况也日益严重。

他说，我国爆发第二波冠病疫情的原因是迟鉴定，因为根据他所掌握的资料，卫生部是在3月9日才接获有关大城堡清真寺万人传教士集会的消息，并在翌日就采取即刻行动。

“卫生部已即刻采取行动，但是这场集会是在他们接获通知的一周前（2月27日）举行的。这是问题所在。”

出现确诊才知有集会

他说，他不晓得这场集会是否获得批准。就个人而言，他是在这场集会出现确诊冠病病例后，才得知大城堡清真寺举办这场集会。

他不否认当局迟发现冠病在此集会中扩散的原因，与我国当时处于无政府状态有关。

“对我来说，这不是卫生部的错，他们接获通知后，已即刻采取行动。”

迅速启动国安会抗疫

无论如何，他说，新政府已积极面对这场突然爆发的第二波疫情。有别于前朝政府在面对第一波疫情时，由国家天灾管理机构（NADMA）主导行动，面对一执政就爆发的第二波疫情，新政府即刻启动由国家安全理事会（MKN）主导的抗疫行动。

“了解国家行政管理的人就会知道，当我们说国家安全理事会成员需要每天早上开会时，就代表的疫情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

他说，国安会每日会议的出席者包括了内阁三分之一的部长、军警和移民局等机构领袖，此会议由国防部高级部长依斯迈沙比利主持。此外，国安会核心成员的会议，则有包括他在内共6名内阁部长。他们每周举行一或两次会议，由首相主持。

“此外，首相也已与各州首长或州务大臣开会，各州已启动各自的安全理事会，来应付这场疫情。”

学习中国抗疫经验

赛富丁说，中国政府在冠病疫情爆发初期，迅速采取封锁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激进措施大见成效。虽然我国未必有能力完全效仿中国的激进措施，但是我们能学习中国的抗疫经验。

他说，若将中国与一些欧洲国家比较，中国及早的封城举措激进又快速，因此在对抗冠病疫情上，比其他欧洲国家取得更大成效。

“虽然我国没有完全采取如中国般激进的做法，但是我们比意大利认真得多。我以意大利为例不是要贬低意大利，但是意大利是全球医疗水平排名第二的国家，然而却因为政府较迟采取应对措施，再加上人民不在意的态度，导致他们无法成功控制疫情。”

他说，我国与东盟和中国等国家在医疗专家和各国部长这两个阶段一直保持密切交流。例如，我国卫生部的医疗专家与东盟和其他国家的专家不时进行线上会议，而各国外交部也在撤侨方面保持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