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云起／为什么难以阻挡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

很多国家应对冠病疫情蔓延而采取的封国之策，让全球经济因供应链中断而处于几乎瘫痪之中。但这并非供应链的错，也不像很多人臆断的那样，分散的全球生产链是非常脆弱的。真正脆弱的是人们对于全球化的信念。由于过分担心全球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旨在孤立中国的所谓本国优先的言论甚嚣尘上，美国甚至威胁在技术链上要与中国脱钩以阻止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

不可否认，对中国日益扩大的经济规模的恐惧正在支配美国乃至更多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但那种假定中国的持续发展越来越依赖其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善用，甚至认为切断技术供应将置中国经济于死地的想法未免言过其实。事实上，尽管今天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但至少在过去10年，国内巨大的投资市场和超级购买力才是其经济发展的真正支柱。深耕国内巨大市场的结果便是，中国在过去10年迅速成为拥有科技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经济的重力已在偏离那个所谓“外部大循环”的轨道，向内转移。但其意义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评价和充分的理解。原因之一是，经济学家们过去这些年的讨论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因为他们一直对中国过去执行多年的投资扩张政策持批评态度，并对这些政策导致的潜在债务风险忧心忡忡。这就无法引导人们正确看待中国试图移动其经济重力的合理性。其结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政治家们依旧习惯于用全球贸易数据和供应链理论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我们看到，所有对中国的指责和抱怨均以限制中国的出口或限制向中国的技术出口为结局。换句话说，根据技术供应链的理论，阻止中国经济扩张的最直接手段是阻断中国经济所依赖的这个“外部大循环”。

确实，迄今为止中国算得上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经济学家们一直把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归结于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对中国的接纳。实际上，在2001年正式成为WTO成员之前，借助于香港和台湾在全球制造业链条中的特殊地位，中国的改革领导人就试图通过兴办经济特区和鼓励加工出口希望将中国纳入全球生产网络之中。事实证明，香港的角色举足轻重，因为四个早先的特区中，只有与香港接壤的深圳特区日后脱颖而出，一举成为中国的“矽谷”。

我并不认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有明确的战略来指导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但至少在1980年代后期，主张充分利用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叫 “国际大循环”的工业化战略令人鼓舞。所谓国际大循环，是主张中国要主动利用国际市场和供应链而不是立足国内市场来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根据这个战略的意图，中国应该发挥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的相对优势，充分利用来自国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经组装成最终消费品后再出口到国际市场。中国人把这个想法说成“两头在外”。

不过，这么多年来，当经济学家们在使用全球供应链的理论揭示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时，中国实际上已在试图减少对这个“外部大循环”的过度依赖了。其原因不仅是进入本世纪不久就遭遇与美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也是因为经济规模的扩张需要克服结构不平衡的羁绊。为了矫正经济不平衡并扩张国内的需求，中国至少在2005年之后的10年保持了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并基于加入WTO的承诺，开始向外国公司有节奏地开放进入国内市场的许可，这不仅包括以更自由的贸易条件扩大货物类进口，特别是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也准许外资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等服务类或非贸易行业领域。在不断增加设立的自由贸易区里，国际标准的投资便利化和资本跨境流动得到极大鼓励。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经济重力的转移，从依赖外循环战略转向依赖内循环战略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中国在过去15年平均以20%以上的速度对其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和港口等交通运输网络进行持续投资，提升和扩张其能力。本世纪以来，中国鼓励和支持信息和通讯基础设施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允许并支持私人企业在移动支付、电商、物联网、智慧制造和城市大脑等数字化的新经济领域大显身手，造就了包括阿里、腾讯、京东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本土的国际化科技公司。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今年已决定启动大规模针对以5G基站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的新一轮投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