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灿浩.新中建交，为何考虑印尼

新加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华人占总人口74.3%，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却一直有意识地强调国家多元族群的结构，淡化华人色彩。以建立外交关系而言，尽管李光耀在1980年代就频密访问中国，成为与邓小平关系最好的外国政要，但是新加坡却迟至1990年才正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所有东盟国家中最晚的一个。原因何在？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印尼。新加坡必须确保印尼与中国的核心议题都已完满解决、重新恢复外交关系之后，才正式与中国建交。

回溯那个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的20世纪，印尼与中国的外交争端有两个核心议题：一、中国在东南亚输出共产革命；二、华人华侨的国籍问题。直到今天，印尼的华人还被质疑对于国家的忠诚，还不乏有人把他们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当时冷战的背景下就更不用说了。在东南亚，华人普遍被当成是中国安插在东南亚的“第五纵队”。作为在1970年代华人人口高达77%的国家，新加坡自然受到了印尼的猜忌。以地缘形势而言，当时的新加坡与受到其他中东国家环伺的以色列颇有相似之处。

考虑到新加坡实在太小、没有战略缓冲空间，任何存有敌意的邻国对于新加坡的安全稳定都非常不利。在历史上著名的Konfrontasi，印尼武装分子在1963年至1966年期间在新加坡造成37次爆炸事件，1965年3月10日的一宗爆炸案（McDonald House Bombing） 导致3死33伤。对于如新加坡这种“一片绿色中的小红点”（出自印尼前总统哈比比的类比），与印尼的外交关系是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基础。而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要获得印尼的信任并不容易── “中国”、“共产主义”、“华人”在印尼执政者看来是掰扯不清楚的。如果在印尼与中国把核心议题谈妥之前新加坡就与中国建交，此举动无疑不利于新印之间的关系。因此，新中建交，无论如何都必须等到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和解之后。

不过，名义上的“不建交”与事实上的“外交”之间仍有充分的操作余地──李光耀在1980年代充分地展现了他左右逢源、预判布局的能力。在那个中国尚是一贫如洗的时代，他已经预判到中国将会是区域大国，应该尽力引导中国往有利于新加坡的方向发展，并尽可能与中国展开经贸合作。最让人称道的是在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建议邓小平停止支持东南亚的共产革命；在对于未来与中国的经贸布局上，他在80年代三次访问中国时就参访了大江南北十多个省市，并与各高层政要建立了关系；从新中两国的贸易量来看，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在1979年就一下增长了36.39%，增长势头贯穿80年代。中新两国从那时就已进入事实上的蜜月期，所谓“建交”其实也不过就等着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和解罢了。

1990年8月8日，印尼在与中国充分谈妥华人华侨问题的基础上正式恢复外交关系。新加坡这才紧随着于10月3日与中国建交。至此，新加坡完满地解决了与印尼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并在两年后的1992年就迅速启动了新中两国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合作。

至此我们可以捋一捋新加坡处理印尼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思路：

(1) 分清主次，安抚近邻：印尼在地理上与新加坡极近且体量庞大，对于新加坡的影响非常大；当印尼对新加坡存有敌意时，新加坡必须优先考虑印尼，而不是中国的感受。虽然与中国的关系攸关未来的经贸与发展，但是与印尼的关系直接决定了当下国内局势的安全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