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摩教授.2021年：危险年代？

一视同仁的病毒，但应对有差别

大流行病加剧了贫穷、饥饿和弱势群体问题，因工作减少，数以亿计家庭的生计、收入受影响。随着经济活动恢复，生产、分配和供应壁垒，还有财政措施的限制，及因为需求减少、债务、失业率增加、收入和支出减少及面对不确定性等，让问题变得更加显著。

虽然一开始许多政府提供援助，但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都是暂时性且力度不大的措施。赤字预算案、债务、税务奖掖、要争取好的信用评级，全用来合理化减少开支和整顿财务。

同时间，疫情救济金已被企业滥用，较没影响力、弱势、生计不稳定者反倒受其害，富者越富，许多超级富豪身价上涨，美国651名亿万富豪，疫情期间财富暴增逾1兆美元。

另外，以制造或拯救工作机会为由，现有的社会和工作保障，也受到影响。虽然疫苗面市带来些许希望，但这场危机远未结束。

不过，疫苗非人人可得，昂贵的知识产权阻止了大量可负担价格的疫苗生产，药剂公司坚持，若非从知识产权获得庞大垄断利润，永无法开发出所需的病毒测试、治疗和疫苗。更甚的是，美国和其富有的盟友，在世界卫生组织平台，反对豁免疫苗专利的建议。

因此，可预见大型接种疫苗计划各国不均，每个国家的战略考量不同，也受限于知识产权、费用高昂、财务状况等限制，再者，早期面市的疫苗，已被有钱国家抢购一空。

最大的挑战是国家财务状况。经济放缓导致税收减少，政府需要向内举债增加支出，以确保衰退不会变成长期的萧条。但是，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和外债增加，也无法大刀阔斧改善财务状况。

尽管迫切需要更多财务资源，但民众却被告知，如果要富人缴更多税，即使是暴利税，会导致他们没有动力“拯救”我们。

这次不一样

随着疫情对经济影响越来越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迅速向低收入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其条件比20国集团（G20）的小气提案要好得多。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莱因哈特也开腔，“一开始，你担忧要如何打赢抗疫这场战，然后你在想要如何还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则关注，“在现有抗疫政策中，公平并非首要考量…相反，焦点是严格管制和突然封锁…很少关注工人失去工作，或很多外劳，穷人之中的穷人，被困在离家千里以外的地方。”

冠病疫情仍可能带来重大改革，就如当年罗斯福新政应对美国经济大萧条。但现在看来，我们似乎将迎来一个由不安全和不确定性无法预测，定义了新常态的世界。在宣称保护受害者利益的同时，民族民粹主义者则归咎“其他人”，要敌人负责。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持一线希望。阿马蒂亚森说“封锁后可迎来更好的社会”，就如二战后，多数西方国家提供了更好的国家福利和劳工保护，东亚则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是，目前没有什么可以保证，会有更好的“新常态”。

超越新自由主义？

对许多人而言，拜登击败特朗普当选，被用来庆祝新自由主义复兴胜利，让美国和全球其他地区回到“正常营业”的状况。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另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斯宾塞主张，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寻求援助的国家，要回到以前的做法，接受有条件的结构调整计划（SAP），否定了之前他担任主席的全球增加委员会建议。这些援助条件看起来立意良好，但常造成受援助国家面临发展“失落10年”。

但值得庆幸的是，人们普遍认知，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并非一帆风顺。就连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也承认， “新自由主义者…核心概念是市场最了解要什么，即生意就是生意，这些教条主义的信念，已证明是错的。”

相反，他劝告，“我们从要新自由主义时代转移到后疫情时代”，并要认知到“自由市场主义已侵蚀了工人的权益和经济安全，触发了放松管制和毁灭性的税务竞赛，导致全球大规模新垄断出现。这反映了数十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贸易、税务、竞争条例，现在需要修改。”

我们会吸取教训吗？

已故哲学家桑塔亚那曾警告，“不能铭记过去，注定要重蹈覆辙”。黑格尔的观察是历史会重演，而马克思则说：“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了。”然而，希望仍在，让我们所有人继续奋斗和挣扎。

美国已故罗斯福总统曾提醒他的支持者那样，仅仅依靠那些当权者的善意，不会换来进步的政策。相反，只有来自民众普遍施压下，才会制定和实施好的政策。正如社运分子菲利普斯所言，“ 2021年的故事尚未写完，我们可以写之、改之”。

Jomo Kwame Sundaram: 2021: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