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惟诚.我们需要全面的退场机制

由于冠病疫苗的陆续到位，政府在近期变得很大方，除了允许举办大型活动、会议，也允准开办斋戒月市集，甚至连体育馆都可恢复让民众入场观赛。虽然这些都必须在“严格SOP标准下进行”，但这些活动、项目所涉及的人数少则百，多则千，而且群聚时间长、空间有限、风险也高，所以政府对这些风险高的项目开绿灯，甚至还为违反防疫SOP的罚单开启折扣，是很宽容、大方的。

当然，政府确实是有理由这样处理的。尽管我国目前的每日确诊数据依然破千，但相比之前最高5728宗的单日数据，当前数据已是相对的低，再加上接种疫苗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面对的财务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无论是心理状态，还是经济考量，都迫使政府尽快开放各个领域，而且再多一个月就是斋戒月，政府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民众在佳节期间断炊吧？因为总会有人会觉得，染病不可怕，没钱吃饭才痛苦。

更何况，最重要的是，历史上从未曾发生政府因为疫情而直接倒台的事迹，但却有一大堆因为民不聊生而断送政权的案例。所以，我能理解为何政府会那么大方，而且，由于感受到政府对疫苗的信心，以及复苏社群经济的迫切，民间和企业在近期要求政府拟定退场策略的呼声也开始涌现，希望政府能够尽早规划疫情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以免随时错失国家全面复苏的机会。

当然，对于坊间的呼吁，政府或多或少都早已心里有数，且政府在这段期间逐步放宽防疫政策的举动，其实也就是期望逐步恢复社会活动，而启动的一系列退场措施。至于首相慕尤丁周三（17日）宣布的“经济与人民强化配套”（PEMERKASA），就是疫情经济的初步退场机制，其除了针对低收入群、企业的一贯式援助外，也做了不再实施全国性行管令的保证，并首次推行安全工作泡泡（safe@work bubble）。

这是为了要全面恢复职场和经济活动所做的初步准备，也确保经济活动和商业运转不会因为职员确诊或接触过确诊人士而被迫暂时停摆，以从中减低冠病导致生产链（或效率）不稳定的变数，透过最低的损害来达致最大的效益。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因为这说明政府目前已在规划退场机制，以争取在国家达至全体免疫之后，全面开放与振兴经济。

不过话说回来，政府在社会、经济领域有在进行退场规划固然是好事一桩，但疫情在过去一年对国家所有领域都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和物理冲击，这“新常态”所造成的后遗症，其实并不只局限于经济与社会层面，还包括教育层面，以及国人目前最关心的政治层面。在教育方面，疫情所催生的网络教学除了突显国内数字设施、城乡和心理教育鸿沟，还突出教育部资讯传递系统的僵化，以及危机应变能力的不足。

有人可能会说，教育哪里需要退场，只要疫情结束后恢复面对面上课就好了。这是迂腐、不知进取的想法。所谓的退场，讲的是振兴。振，是重振；兴，是时兴，意为与时并进，所以政府除了拟定社会和经济退场，也必须拟定教育退场，为疫情后的教育系统纳入更完善、全面的数字理念，缩小全马的数字与教育鸿沟，而且现有的教育发展大蓝图也必须重新调整。除此之外，政府也需要思考政治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