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巫统和伊党的三次分合

马来穆斯林是大马主要族群，马来人和伊斯兰在我国政坛有着较强的话语权，而马来政治的发展也必然牵动政局，其中，马来穆斯林社会最大的两个政党——巫统和伊斯兰党，其政治定位肯定会触发政治版图的变动。

1946年，在抵制马来亚联盟计划的热潮下，马来社会抗拒英国放宽公民权门槛予华印移民，不满英政府试图剥夺苏丹和权贵的政治地位，导致原本左右光谱分散、意识形态迥异的马来政治势力大汇流，组织起巫统，在半岛各地发起罢工和集会，向英国殖民政府施压。

英殖民政府被迫妥协，1947年改以附和马来社会的马来亚联邦计划，各州苏丹权位得到保留，华印移民的公民权申请被收紧，巫统基本上在此次协商获胜。惟，因巫统的决策层是由翁惹化为首的权贵集团掌握，代表农村、由教师和新闻工作者主导的马来左翼势力（如人民党前身的马来国民党）不认同权贵集团，于1946年7月退出巫统，接着是管理伊斯兰事务的巫统宗教理事会在1951年另起炉灶，成立伊斯兰党。不管是马来国民党或伊党，他们加入巫统的前提都是基于否决开放公民权给华印移民，以捍卫马来人的政治地位为计，而两者离开巫统的决定则来自内部权力的分配不均，导致初期的巫统派系斗争延伸为后期的新党创立。从1946年反马来亚联盟计划到1951年伊党创立为第一次的巫伊分合。

第二次的巫伊分合与1969年第三届大选有关。东姑的联盟政府经历了马来西亚创立（1963）和马印对抗（1964-66）的刺激，使得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通过爱国反共论述，在第二届大选（1964）中的104席攻破89席，同时，联盟政府以国家危机之名，冻结地方选举，大肆逮捕左翼人士，众多社阵和伊党的异议领袖纷纷遭遇牢狱之灾，以致东姑的联盟政府一直都非常稳定。

1965年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以后，点燃族群之间的对立，而且1967-68年的马来西亚受经济不景气所扰，外加1965年930政变后的印尼与大马重归旧好，在1966年终止了马印对抗，致使爱国反共的氛围幻灭，人们对族群地位、贫富悬殊和经济前景的关注升高。而东姑的联盟政府无法回应这些议题，为在野党创造攻击的机会，因此，一隅是华裔为主的在野党向马华开炮，另一侧是从左倾转向本土化、马来化的伊党对巫统火力全开，使1969年第三届大选充斥族群煽动的色彩，进而成功打破联盟在国会的三分二优势，以及成为513暴动的导火线。

政府以高压手段镇压513暴动之后，敦拉萨领导的政府向在野党招手，先后得到民政党、人进党、砂人联党和伊党的呼应，于1974年大选前从联盟扩展为国阵。在这期间，巫统主席敦拉萨与伊党主席阿斯里慕达在“马来穆斯林大团结”的旗帜下破冰合作，以防范马来穆斯林的政治主导权再次遭到挑战。惟好景不长，伊党在国阵政府内部的激进立场再三遭到其他国阵成员的非议，甚至该党的马来民族主义议程有意鼓动菲南和泰南的反动武装，遂引起菲律宾和泰国的外交抗议。与此同时，伊党内部爆发内讧，当权派的联巫动机受到丹登基层的质疑，追求权力和金钱的阿斯里遭党内异己蔑视。

基于上述因素，最后导致1977年吉兰丹州爆发宪政危机。伊党主席阿斯里指示20名州议员向挑战其领导地位的丹州大臣纳西尔发起不信任动议，企图跟国阵合作换上属意大臣。不过，巫统和马华14名州议员离开州议会，伊党的倒大臣计划失败，纳西尔旋即向丹州苏丹寻求解散议会，敦胡先翁的中央政府进而接管丹州事务。同年12月，阿斯里在伊党代表大会炮打巫统出卖队友，并宣布退出国阵，结果巫伊两党在1978年大选对上。此为第二阶段的巫伊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