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SRC案上诉聆审 | 沙菲宜：纳吉从未任公司董事或影子董事

“上诉方认为，高庭法官在判决中存在误导，采用了广泛的措词，这超出了刑事法典第402A条文下对‘董事’的定义。”

他说，在刑事法典第402A条文下，“董事”包括任何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的人士（无论是什么名字），包括执行或发出指示的人，公司董事惯于发出指示或执行，以及包括候补或替代董事。

沙菲宜指出，上诉方认为，高庭法官在采用“董事”的定义方面，过于广泛，以致出现误导。

他说，高庭法官没有考虑到刑事法典中所规定的犯罪背景、目的和方案。

他说，基本上意味着占据公司“董事”职位的人应属于“代理人”，控方必须证明纳吉凭借在SRC的职位，占有或控制受委托的公司财产，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他说，在刑事法典第402条文下，董事必须是公司的内部人士，而纳吉并非SRC的内部人士。

“考虑到上述条文的准则，上诉方认为，高庭法官通过将刑事法典第402A条文的用语扩展到该条文的自然和普通含义之外，进而犯下了严重错误。”

纳吉在此案中面对3项刑事失信控状，他被指于2014年12月24日至2014年12月29日，以及2015年2月10日至2015年3月2日期间，在位于吉隆坡拉惹朱兰路的AmIslamic银行，身为一代理，即首相、财政部长和SRC的顾问，授权掌管属于SRC的40亿令吉，却犯下涉及2700万令吉、500万令吉及1000万令吉的刑事失信罪行。

法汉：SRC海外资金

“纳吉从内阁文件知悉”

此外，上诉方另一名律师法汉就纳吉面对的滥权控状回复陈词时指出，SRC前首席执行员聂法依沙被撤除职务后，仍被保留为SRC董事，因为后者有任务在身，即取回SRC在海外的资金。

希旦峇兰在较早前陈词时指出，在2014年8月，由于聂法依沙在SRC财务报表方面，向SRC董事会进行虚假陈述，纳吉在接获第39名控方证人（SRC前主席丹斯里依斯密）的投诉后，革除聂法依沙（首席执行员）的职务。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聂法依沙在SRC的财务管理中出现问题，但纳吉继续保留聂法依沙担任SRC及SRC子公司Gandingan Mentari公司（GMSB）帐户的签署人，以及作为他个人银行帐户的授权管理人。”

针对答辩方在口头陈词中一再强调，纳吉承认知道SRC资金被带到海外，而这些资金实际上并未用于任何有效投资，法汉指出，纳吉的回答是“内阁文件中有记录”（关于SRC在海外的资金）。

“纳吉的回答无非是证实他对SRC在海外资金的了解仅限于标注D527B的呈堂文件（内阁会议文件）中的记录和披露的内容。”

法汉指出，如之前陈词中所提到的，鉴于该笔4200万令吉交易的原因存在许多的推论，因此尚未证明有关的交易是聂法依沙促使的。

他说，至关重要的是，此案的证据还不能确定纳吉是否导致或通过指示聂法依沙、大马在逃富商刘特佐、纳吉已故私人秘书拿督斯里阿兹林或其他人进行了4200万令吉的交易。

此前，希旦峇兰陈词时指出，聂法依沙是纳吉授权管理银行账户的人，显然，帐户转帐是由聂法依沙为纳吉处理的；纳吉也委任刘特佐，以确保其帐户有足够的资金来兑现支票。

上诉方下周四续回复陈词

此上诉案原定于今日结束聆审，惟上诉方无法在今日完成回复陈词，因此阿都卡林择定下周四让上诉方继续回复陈词，这也意味着此案的聆审日达到15天。

阿都卡林也语带无奈的促请上诉方律师在回复陈词时，勿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相同的事项。

在今日的聆审中，除了沙菲宜和法汉回复陈词，上诉方另一名律师哈威德吉星也回复陈词，其陈词内容主要围绕在此案文件的可接纳性。

在哈威德吉星陈词了大约1个小时后，阿都卡林提醒哈威德吉星，回复重要的事项，直接切中要点，否则上诉方无法在今日结束回复陈词。

上诉庭是于4月5日开始聆审此案，最初是择定12天的聆审日，由上诉方开始陈词（4天），接着是答辩方（4天），再来就是由上诉方回复陈词。

然而上诉方用了6天的时间进行口头陈词，因此答辩方也需要6天进行口头陈词。

有鉴于此，上诉庭增加额外两天的聆审日，即昨日和今日，惟上诉方无法在今日完成回复陈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