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南.警队改革不能指望政治

1.在接受该警队委员会的有关建议之前，还必需考虑来自首相的劝告。

2.以及有一次指示该委员会重新考虑有关建议的权力。

因此为了以正视听，韩沙必须尽速向人民交代早前的窃听录音风波和来自阿都哈密的系列指控，尤其是否省略了有关警队委员会的召开即决定某些警队要职的人选委任，以及在警队旗下政治部要职的人选委任乃至指示采取特定行动方面，有否出现涉及本身或政党议程方面的严重利益冲突。

至于阿都哈密在这方面所作出的政改建议，即认为警队委员会不该由时任内长而更适合由前法官等人选担任。我则认为是个见仁见智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因这又涉及到另一更宏观层面的三权分立和制度制衡监督问题。

而这方面非常明显和无法否认的是，警队并非三权分立的其中一个相互制衡监督单位，而只是依附在内阁底下并听命于它。为何作如此安排？我相信理由再简单不过。正所谓“枪杆子出政权”，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后，不希望看到军警跟本身密切配合，或至少不会希望看到军警跟本身对着干。这对国家整体秩序的维持和大局稳定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因此，针对阿都哈密指韩沙政治干预的说法，我认为更贴切而言是过度的人事干预或微观管理。因为不管在上述宪法条款下，还是内阁部门权限分配下，无可否认的内长乃至首相还是在警队要职任命方面有一定的分内话语权，而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势力独立自主。那是过于理想化的要求。

但从另一角度而言，由于警队运作犹如总检察署般涉及敏感的国家治安问题，包括拥有本身特殊的专业刑事案调查能力和合法武装能力。身为内长也理应展现基本的宏观管理格局，专注于宏观政策问题，并尊重全国总警长的人事布局和调动等特权细节以维持警队团结和主权，而不该过度介入。

当然我在探讨制度制衡监督方面也时常强调一点，委任权跟革职权是完全两码子事。就像我过去在一马公司丑闻闹得沸沸扬扬时坚持的一点，时任首相纳吉虽然被宪法赋权委任总检察长，但不代表也拥有将其任意革职的特权，而必须效仿革除法官的机制般设立一个特别仲裁庭透明化进行，或建议直接向另一三权分立单位即国会公开问责。

所以同样的，虽然在总警长委任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犹如乌托邦民主境界，如效仿一些西方民主先进国般交由人民直选，或交给那些自以为非常独立客观的所谓前法官或国会去委任。

但至少在革除或罢免一名总警长的时候，我们可以扩大相关的问责和制衡机制，避免遭到任何独裁者出自个人私利议程考量滥用和操控。如考虑把目前对该职的短暂合约制改为犹如一般公务员的固定职位性质。

从阿都哈密临别的肺腑之言当中，也让人民看到一些对当前政治领袖当头棒喝的一针见血言论，即提醒他们别只是对现有警队的廉正问题指指点点，而对本身助长政治青蛙贪腐行径视若无睹。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中得到的启发是，在如今的政治乱局里，我们所谓能够让这个国家继续前进的希望，不该寄托于任何政党或领袖，而是更实质的政策或制度改革。因为前者可来可去，只有后者是稳定和影响深远的。

所以，为了有效解决现有大马警队的严重廉正问题，我们还是必需继续追求独立警察投诉与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为了解决失控的政治青蛙问题，我们也应该继续争取通过反跳槽法令。当然也少不了反贪会的制度改革，确保其主席职人选的革除必需获得国会多数票通过，还有针对相关调查工作需定期向国会而非首相一人问责。

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并值得我们关注的，阿都哈密跟韩沙之间的人事分歧，是否也将影响到整体警队的廉正改革进展。尤其在至今还未逮捕廖顺喜的情况下，新任总警长会否延续阿都哈密的改革努力，尤其避免不法集团势力大肆渗透警队，并向人民展现高度的廉正立场和肃贪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