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疫情冲击下的社会治理

没有人会想到一个月前的台湾与现在天差地别，病毒感染链从潜伏到爆发，并不需太长的时间。

目前确知广泛接种疫苗计划是解决疫情的最有效方式，不过，台湾社会因疫苗采购之事引发争议。民众发现，台湾政府这一年来几乎没有真正到手的疫苗，总共所获的疫苗还不到100万剂，且几乎由COVAX机制供应，因此，质疑政府的能力，也因面对未见明朗的疫情而产生恐慌。与此同时，台湾首富郭台铭、佛光会以及受台商之托的张亚中教授，都表示了愿意代劳购买疫苗以解燃眉之急，孰料，又让台湾陷入有关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和企业集团之间的角力战。

台湾行政院自认是绝对主导者，疫苗的来源与分配必须在中央把控之下，按照各县市的需求做出调配，地方政府并没有自主采购疫苗的权力，当非政府组织想要代替行政院采购疫苗，更是难上加难。台湾有着民主的体制以及蓬勃和成熟的市民社会，可是台湾政府在采购疫苗这件事上，似乎还不想动用企业富商的人脉资源以及宗教团体这些既存优势，来为政府采购国际疫苗之道辟蹊径。

台湾的情况，让笔者思索有关社会治理这件事。

疫情的冲击，给予我们机会在很多方面思考建立新的模式，包括社会治理，而笔者认为，以解决疫情和疫苗为起点，可促成政府与市民社会建立合作机制，开展公共部门与私人领域共同负担公共事务的新模式，未尝不是件好事。

Serina Rahman所撰写《Overcoming the Odds and Filling the Gaps: Malaysian Civil Society Responses to COVID-19》，这篇文章针对去年行动管制第一阶段，50多天内，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社会工作者提供社区援助计划所做的统计与分析。大家比较熟知的“MyKasih”（无现金食品援助计划）是Gerai OA 和原住民关注中心 （COAC）联合展开； Yellow House KL购买难民社区制作的面包发送给吉隆坡无家可归的居留者；位处柔佛州的Kelab Alami利用筹集来的资金向渔民购买渔获物分发给贫民。诸如此类的援助不胜枚举。我们居家防疫期间，非政府组织发挥了市民社会的力量，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舒缓生活压力。

目前，我国政府重申不阻止州政府和私人医院采购疫苗，也正呼吁企业界和非政府组织加入国家疫苗接种的推广计划。马来西亚新冠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JKJAV）正在实行国家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免疫计划，当局阐明要达到所有国民完成免疫的目标，必须全面性的从政府到社会共同执行。各个政府部门的配合，扩大到各州政府、非政府组织、私人界及广大的社会群众。不可否认现阶段的国家政府依然担任主要角色，因为在调控资源方面，有其从上至下的联系网，然在社区部分，非政府组织与社会群众之间的连结反倒相对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