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颖慧.后冠病时期的大学：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教训？

在线教学从未像现在这样流行和广泛。它通常不会被大学视为传播知识的核心和实质性的策略，因为面对面的方法仍然重要且可以说更有效。关于在线教育的有效性一直存在批评，而一些传统学府甚至将其视为“威胁”，但是在这种时期，无论我们站在哪一边，现在它都是我们的救命稻草。

尽管如此，我仍然对在线学校持有保留意见，因为我们应该仔细看看这种替代方案，同时想想那些不像我们这种可以随时上网的人。正如我在4月的专栏中所写的那样，“冠病证明了科技在教学中有其局限”，我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大学别无选择而需要迅速适应这种情况并依赖科技来实施在线学习，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大流行已经向我们表明，尽管科技是强大的，但它不能代替面对面学习。

我想提出的下一个教训是在家工作的概念及其与建立信任的关联。在家工作已经成为我们各个领域中许多人的生活现实。这个概念并不是新概念，因为某些公司长期以来一直采用这种方法，但是在这种时期，它为确保我们继续工作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替代方法。这为大学打开了建立并保留其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学生以及教育工作者的信任的大门。

信任在所有领域都非常重要，而在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就与在大学里是一样的。从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大学需要彼此信任才能合作和分享意见。理想情况下，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思考建立一种侧重依赖信任的文化，因为不信任会降低表现。

在大流行期间，我们已经目睹了这一情况，以及它如何提高生产力。例如，尽管具有不同学术背景，但教育工作者为了对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而参与不同学术领域的迫切所需的研究。人们非常赞赏这种形式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团结精神，因为该研究旨在为社会做出贡献，如政策和倡议。这应该是高等教育的特征，而一些大学在追求排名的过程中都忘了这点。冠病让我们想起了大学基础的真正价值。

在经济学人智库（EIU）的一篇题为《新思想流派：高等教育的创新模式》的最新报告中，概述了高等教育机构在面对公共资金挑战时必须如何适应生存、对其价值提出质疑、以及科技带来的挑战。该报告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凸显了在后冠病世界中，学生如何有权利将那些没有达到期望的大学搞“破产”。

这正是我要强调的另一个教训。该报告首次强调了学生的角色，而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充分地扮演好“决定性伙伴”的角色。他们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的大声，因为他们可以决定大学应该做什么，以及哪些大学有权为他们继续服务。这对于高度依赖国际学生的大学来说尤为如此。这原本应该是大流行之前的做法，但是当大学的性质在全球化世界中转移时，这种本质已经被人们忘掉了。

我要强调的最后一个教训是，我希望冠病带领我们重新思考这些挑战，以及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调整我们对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加强学生和教职员参与、以及再次强调大学在民主、人权和法治、甚至是正义、包容和公平的基础上对公共利益的作用的核心价值的承诺。对于我们所有在教育领域的人来说，压力很大，甚至连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学生、政策制定者和整个社会，同样感到不自在。大流行警告我们当前教育制度的脆弱和缺点。它也提醒着我们，我们的教育制度早就该进行改革。从根本上讲，冠病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让我们检讨大学的角色和价值，尤其是它如何继续跟上时代，并与社会保持关联。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刻来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未来了。当然，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但这远远不够。当我们回到校园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大流行期间，拯救了我们的这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