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焕然.中国通史的两本必读书

史料与史观，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30年前在台湾念历史系的年代，修中国通史，傅乐成《中国通史》和钱穆《国史大纲》是两本重要“课本”。但事实上，就历史书写和史学方法来说，其实是两个派别。

不管后人有没有误读傅斯年的本意，自1920年代提说“史学只是史料学”，让傅斯年成了“史料学派”的盟主。“史料学派”的史学方法，讲客观、治史严谨、少发伟论而重考实。历史史实细节上的“对”与“错”，看得很重，很是在乎。一个错字都不能出现，这是治学之态度。功力深厚者，耗尽一生之研究精力，偏向校补、考证、年谱、史料的搜集和舖排的努力。求真意识强，耐力要够。弱点则在于其“考史”的过于零碎。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就曾指出“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于成体之全史。”但就治史的严谨度而言，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史料学派那股求真的“科学精神”，却还真是治史的基石。让人佩服。

承续史料学派的严谨治史，也是任教于台大历史系，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所撰写的《中国通史》，今人对这本书的评价就如同百度网指说的，该书“作者的读史心得，对所据资料的整理及叙述，力求忠实谨慎，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虽新颖动人，也不予采用。”豆瓣读书网亦指说：“傅乐成较为忠实的使用了现代史学方法，并平实的论述了古代史”，但“就史学研究而言，这本书并没有解决具体的问题，也没有借此提出某种框架性的言说”。

相较于钱穆这一系，钱穆先生的著史可谓深具“温情”的民族史观。上下两册的《国史大纲》就像是一部中国文化的生命史。傅、钱两派虽各有优缺，但“史料学派”的一些人常会对“著史”而不重“考史”的史学论述，很是不屑。而“温情”派的史学工作者看那种“考史”亦觉零碎，缺乏大气。惟我虽师承钱穆这一系，当年出身新亚书院的金中枢老师在成功大学教中国通史时，虽然言必引钱先生怎么怎么说的，但在推荐书目时，仍然提醒我们，基本功要打稳，钱穆《国史大纲》太多“微言大义”，不容易读懂，必须要和傅乐成《中国通史》对着看。这也是我佩服金老师的地方。

2010年傅乐成《中国通史》出中国大陆版。（网搜得悉）许倬云为该书写的序，向中国大陆读者推荐这本书时这样指说：这是“在中国通史之中，公认最好的一部作品。相对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傅著并没有特殊的史观，却十分重视经过考訮的历史现象。钱先生的大著，吸纳了顾炎武、顾祖禹、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上百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则是综合已经成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个总结。两者各有长处，而两者也可以在几十年教条主义的框架下，提供另外一些读史的角度，对读者绝对是有益处的。”

在这里也讲讲我的心里话。其实，就傅乐成的专著来说，我比较欣赏的还是其《汉唐史论集》。那才是功力所见。但大学时代功底不好的我，当金老师的“指定课本”钱穆《国史大纲》有我看不太懂的史事部分，倒还是得靠傅乐成《中国通史》来参照了解一些史实史事的来龙去脉的。然而，必须要有的阅读自觉，再如何强调“客观科学”的“书写”，都有其史观和本位主义的局限。这本自持坚信严谨客观考实的通史教科书，字里行间还是有很深的“正统”观与大中华意识形态的。农民起事还是写成“贼盗乱事”。而一些明明是“征服”人家的历史（就当地人来说会不会是“侵略”？）都说成了是中国的“开疆拓土”。犹记得大一那年，读傅乐成《中国通史》写到汉朝“征服”南越国（今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岛和越南中、北部），当地人民的屡“反”亦“平”事，傅氏之笔写得冷静，我竟情不自禁落泪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