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摩教授.无法实现2020年宏愿，大马何去何从？

这些伴随而来的是新马来人概念，即在大马民族中，出现焕然一新且自信的马来人，并摆脱马来主权之上、种族主义倾向。

已有3名马来知识分子详细讲述2020年宏愿具有远见的愿景，而宏愿内所提及的大马民族，就如多年前人民宪法所设想的马来民族一样，以是否爱国来定义，而非由种族或宗教决定。

这宏伟的计划诞生后没多久就被搁在一旁了，有人争论是1997年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及随后的马哈迪开除安华事件造成。虽然计划跟不上变化，但2020年宏愿所勾画的愿景和承诺，并没有完全消失。

不幸的是，我国尚未就2020年宏愿进行真正的辩论。这具有前瞻性的国家愿景，试图超越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分裂，后者实际上破坏了其宣称要令国民团结的目标。

1986年，随着国内经济下滑和面临政治挑战，马哈迪开始了经济、教育和文化开放之路，马来主权至上也随之出现。当时执政党政治人物和其商业朋党，通过自我诠释政策，以民族民粹主义的“受害者”角度出发，来确保马来主权至上的特权，破坏改善种族之间关系的前景。

就像特朗普备受谴责的白人主义、希特勒眼中的雅利安人是优等民族、南非种族隔离，所谓表面上的种族“受害者”，是主权至上（ketuanan）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原因。

令人讽刺的是，举例说，受到新经济政策启发的南非黑人经济振兴政策（BEE），也同样导入“赋权土著经济”概念，想要培育黑人亿万富豪，但经过四分之一世纪后，仍成效不彰。

尽管许多人认为推出2020年宏愿，是马哈迪从政以来最光彩的时刻，但他之前再度拜相时，却鲜少提及此事，当中原由只有他知道。

马哈迪之前成功领导希望联盟，并在2018年5月选举中胜出，他的竞选活动将自己塑造为退休后想要出来拯救国家的老一代，让大家脱离纳吉手中，是一名能者。

然而，尽管有些政治狂热者一厢情愿，但他并没撇弃民族民粹主义政治。明智且有耐心，他似乎在希盟内外都得心应手，也可以控制新伙伴。

但事与愿违，他原本计划与最亲密的盟友合作，让他领导一个国民团结政府，以成为不可或缺的领导人；但是，另一方捉紧时机，希望促成“马来人──穆斯林团结”，背后还有纳吉和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的“兄弟情”加持。

与此同时，一些行动党领导人的行为，似乎没察觉民众对希盟的支持度下滑，只证实了马来人──穆斯林反对党持续妖魔化该党。因此，希盟的普遍合法性，尤其是其马来领导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从而促使土团党于今年2月推动的政变成真。

大马政治主流中的民族民粹主义议程倾向，已无可避免地撕裂这个原已分化的国家。

但是，大马仍有潜能成为2020年宏愿内描述的，一个现代、工业化、先进和团结的国家。尽管大马存在民族民粹主义，但2020年宏愿也具有超越它的潜力。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因此，国家原则、新经济政策及2020年宏愿内，潜在的进步民族主义，仍有其意义，只是多数未实现。2020年因疫情带来许多破坏，但只要明智地加以指导，还是有创造力的。

这不仅仅是指一切恢复正常，或进入新常态，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而不是为了各种短期政治优势和个人经济利益行事。

这疫情显示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全政府”的做法，且涉及“整个社会”，不仅要遏制和克服病毒蔓延，而是要建设30年前2020年宏愿，和半世纪前国家原则和新经济政策内所阐述的国家。

难道国家注定要继续沉迷在“民族民粹主义”中？难道大马要重演相同悲剧，仅仅是换人演出和更新舞台设计？又或者，我们仍可挽救国家的未来？

大马政治人物的野心和贪婪，受到其他国家的民族民粹主义鼓舞，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身份认同政治，似乎助力形成大马的“完美风暴”，不过，这样的大马政治，正揭露了所有民族民粹主义中，自我服务虚伪的一面。

但是，与1971年和1991年不同的是，除了回收华盛顿、伦敦和达沃斯用流行语装饰的民族民粹主义口号外，如今没有其他共享的替代性国家计划来填补2020年以后的真空状态。

民众的态度和优先事项，开始出现世代和性别差异，这等于是我们独自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时，从裂缝中偶尔透出的光束，若无政治人物和其他可能的领导者阻碍则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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