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记忆迥异 台能接棒港纪念六四吗？

身分认同分歧也出现在社会质疑中。曾参与筹办晚会的NGO工作者梁伟源（化名）说，2016年其中一个主办单位”台湾人权促进会”曾被质疑，作为立足台湾的人权团体，为何不优先关注台湾议题？

之后几年的活动论述转向普世的人权价值，主张台湾作为独立实体，应关注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并声援在囚的中国维权律师和李明哲。“反送中”爆发后，又增添了“抵抗极权扩张”。

这让活动的色彩缤纷：有人要“抗中保台”，也有人关心中国民主化；有人主张台湾独立，也有人高喊“香港加油”。

“所以‘六四’是个争执的场域，不是悼念，每个团体都在争取主要论述”，梁伟源说。

晚会的主办单位没有统计历年参加人数。多名曾参与主办的成员表示，参加人数很受时事影响，少则百人；遇上香港“伞运”、“反送中”的一两年，人数暴增至3000人。除了反映晚会的“抗中”基调，也显示纪念活动没有大而稳固的社会基础。

凃京威说，纪念活动常常面对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关心的是普世的人权问题，为什么是纪念“六四”而不是泰国、缅甸的民主运动？

香港社会对“六四”的情结，不仅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使命。当年150万人大游行、全社会动员支持天安门学运，也是许多港人的政治启蒙；延续30年的维园晚会，宣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仍保有的自由空间和特殊地位。

“这些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香港人身分认同的一环”，专研民族主义的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叡人说。近10年间，香港纪念“六四”的意义也出现转化，论述逐渐与本地抗争结合，也是北京和港府禁绝纪念“六四”的原因。

“台湾不存在这样的情感和记忆基础”，吴叡人说。1990年代的快速本土化，让社会形成以台湾为中心的思考模式。凃京威也认为，在台湾民主化的叙事中，“六四”被视为他者。

吴叡人认为，台港的历史经验差异大，“六四”在台湾的重要性并非不证自明的，加上两岸之间各种复杂难解的情感，不能单方面批评台湾人不关心“六四”。

倘然有心让台湾社会关注这个议题，就不能只是复制香港模式。必须找到和台湾民主传统及历史记忆结合的论述，并透过扎实的传递，说服社会，才可能在一段时间后看到效果。

台湾的政治环境固然可年年举办“六四”晚会而不受阻碍，可是在迥异的身分认同和历史记忆下，要是缺乏连结在地的论述，未必能接棒香港，让“六四”议题在这块土地落地生根。

今年香港维园没有烛光，对流亡台湾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而言，没有这些悼念仪式并非最大损失，反而是多年来大家对六四缺乏深入反思，令追求民主自由难有寸进才是最可惜。

林荣基表示，香港年轻人见到多年来形式化的六四烛光晚会，对追求民主自由没有帮助，加上本土意识抬头，于是切割，认为六四与自己无关，“不可以说他们一定错，我自己也切割，学生也没有反思，是很可惜的。”

他强调，“反思是要读书的”，即便现在香港不能公开悼念六四，不少香港人已移民，也可继续深入反思六四，“在台港人有没有反思？”

林荣基说，台湾人对六四少了关注是可惜的，而这是自由选择，但透过纪念六四教育下一代有关中共的行为，是有需要的，因为可以警惕防止中共颠覆台湾及破坏台湾的民主制度。

香港明报社论指出，八九民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不应遭到暴烈手段镇压。当下大国对抗激烈，俨如回到冷战时代，中国当局反对将人权问题武器化，强调世界不需要装模作样的「教师爷”，然而还死者及历史一个公道，不应受到国际形势波谲云诡所影响，纵然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尊重历史，平反六四，仍须坚持。

社论指出，国际形势急转，香港亦迎来了政治生态巨变，维护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与外部政治势力划清界线，然而内外政治形势变化，并不影响要求平反六四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近年国家发展有成，当局强调要有制度自信、历史自信，全力朝发达国家之路迈进，树立国际领导权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硬实力软实力当然不可少，惟历史疮疤一日未消，外部敌对势力就有攻击话柄。世界不需要假借人权搞政治操作的教师爷，但权力当局应该多听诤言。平反六四还历史一个公道，民族复兴之路，可以走得更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