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玉冰.大马人外食“成瘾”？
拉菲兹得出的结论，即前朝交通政策导致父母没有足够时间在家做饭的问题是不合适的，因为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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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类型的成瘾中，外出用餐成瘾绝对不是一个有害的习惯。在外用餐的习惯，即使是在餐厅用餐或“打包”，也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一种社交、放松的文化，也是与各方之间的经济或商业的交换。
经济部长拉菲兹表示，大马社会对外出用餐“成瘾”，导致家庭收入减少，这番话对于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人物来说是不适合的，也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从政治人物的角度来看，这种不提出任何建议或解决问题的声明是一个业余错误，因为这为公众批评他打开了空间。
从分析员的角度来看，拉菲兹对这种外出用餐文化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原因有几个。首先，城乡家庭的用餐总开销存在很大差异。在吉隆坡市内，一盘米饭配上肉类和鸡肉的价格可以达到18令吉，而在布城，同样的米饭和配料则只有10令吉。如果午餐的价格仅在联邦直辖区就可以相差8令吉，更别说在其他城市和乡区了。
此外，拉菲兹引用的消息来源是美国，比较的国家是新加坡和韩国。此类信息应来自大马统计局，该局拥有能够提供此类信息的优秀统计学者。从大马统计局获取信息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所获取的信息将根据马来西亚的情况进行调整，并提供更准确的概述。
比如我问过一些朋友关于拉菲兹所指的“可支配收入”的定义。许多人认为这笔收入是净工资——扣除公积金、社险和税后工资。在国际上，“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税务、房屋与汽车贷款等固定费用后可以节省的金额。换句话说，“可支配收入”是个人可以选择花费的钱。
因此，关于27.5%工资用于食品开销的统计数据是值得怀疑的。而且，这个数字非常高。如果这个数字是正确的，那么大马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飙升，更不会维持在2%。
将大马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的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很高。新加坡将其GDP的14%左右用于人民福利，而韩国则为12.2%。
饮食行为的改变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密切相关。根据凯蒂罗森（Katie Rawson）和埃利奥特肖尔（Elliott Shore）所著的《下馆子》一书，餐厅用餐文化的历史始于900多年前的中国，当时旅行者在招待所订购来自特定地区的食物。16世纪，日本开始出现餐馆。
第一家为当地人和客人提供餐点的现代餐厅于1780年代在法国开业。事实上，“restoran”（餐厅）一词源自“restorative broth”（恢复性食品，如肉汤等），是为长途旅行后想要恢复体力的客人提供的。
19世纪中叶，由于工业经济的发展，美国各地的餐厅迅速开业，外出用餐成为成功的象征。
到了20世纪，廉价且省时的快餐的出现让许多人可以外出用餐。
拉菲兹得出的结论，即前朝交通政策导致父母没有足够时间在家做饭的问题是不合适的，因为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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