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50am 15/10/2023

冯振豪.要求议员不领退休金？别发梦了！

人们不应在这项课题过于歇斯底里，而是有策略性地，透过挑战民意代表的钱袋，逼迫朝野政党正视民意，打开议会改革的政策之窗，换来另一些更加实质的回酬。

前一阵子，经济学者阿都卡立在隆雪华堂的一场讲座中说，让222名国会议员和576名州议员享有高额的退休金实属浪费，更应该让他们跟民众一样领取公积金，以便民意代表了解民间的疾苦，还可以为国库省下一大笔开销。

随后，大马民主联合阵线（MUDA）主席赛沙迪、前巫统领袖凯里、净选盟及其他意见领袖纷纷表示认同，舆论压力施加在朝野大党的头上。惟，无论是团结政府还是国盟，双方都在踢皮球，给出各种说不清的理由忽悠大众。除此，大部分的民意代表也拒绝在退休金转公积金的课题上多做表态，使得该项火热一时的课题逐渐冷冻。

根据1980年國會議員（薪酬）法令，担任国会议员三年便享有相等于月薪60%的退休金，按目前1万6000令吉的月入计算，个别国会议员卸任后即可获得每月9600令吉的生活费。如果将公务津贴，选区拨款、部长津贴、出席费等等也并入的话，一名国会议员的开销更为惊人。

笔者认为，我国民意代表的收入确实是一笔大数字，若要求既得利益者损害其既得利益倒是很不理智。目前为止，MUDA是唯一反对国州议员领取高额退休金的政党，主要是赛沙迪和MUDA仅掌握一个国席和一个州席，没有能力动摇朝野政治板块，MUDA不必为自身言论承担政治后果。无可否认，在政党政治的操作上，MUDA是采取正确的策略，成功吸取媒体声量和选民目光，然而，就实际层面而言，赛沙迪自己必定很清楚，撤销民代退休金的构想绝对不可能实现。至于倡议的非政府组织，他们的任务就是向政党和政治人物施压，影响公共舆论，表态支持退休金转公积金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生活上，我们只会向公司主管要求调高薪资，绝对不会发生要求调低薪资的事件。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要求国州议员改领比退休金少很多倍的公积金，相当于要求国州议员缩小钱袋，这类诉求只会让政治气氛趋于民粹，将公共议题的讨论带向更加不理性的境界。

对于国州议员拿钱不做事，或者眼红他们领取比自家收入还要高的退休金而感到愤愤不平，有这些想法都是正常的，因为你我都是人类，大家都有七情六欲。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政策的现实面，以及真正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尤其是牵涉集体利益的政治议题，而不是呆在自己构筑的学术象牙塔里自我陶醉。

现实告诉大家，主流的朝野政党都没有意愿，也没有理由去毁灭自己的退休生活，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公积金取代退休金的渴求只会成为政党攻防的公器，不可能被他们采纳。所以，就得把眼光看得更远，借由公积金取代退休金的讨论去争取其他改革。笔者认为，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制度化不足，这些法规纰漏都可以通过更有效的方式，诱（迫）使政治人物回应民意：

第一，政党补助制度化及落实政治献金法。以得票或议席计算朝野政党应得的补助预算，同时，让民意代表获取政治献金的行为得到法律规范，进一步限缩官场舞弊的灰色地带，避免政党与国内外的不当金流挂钩；

第二，检讨民意代表的津贴名目。例如，一般国会议员可享有最基本1.6万元净收入，根本就不需要高达2000和6000的津贴，提供他们购买最新版的手机或电脑，倒不如将部分津贴改成法案、政策和专题的研究经费，提升立法品质；

第三，财产申报与公费开销制度化、透明化和开放化。建立民意代表的年度财产申报和每月公费开销的制度，将这些资讯公布到国会官网，以供全民检视。必须说明，在政治上，民众不该有“仇富”心态，即便是富人也可以成为民意代表，他们同样拥有公民权利，拥有造福选区和服务国家的权利，但是，只要坐上代表民意的位置，选民对他们钱袋就有理所当然的知情权；

第四，强化国会监督。我国缺乏独立、专业和持续性的国会监督组织，缺乏相关的指标去观察哪些政党、哪些民意代表才是“薪水小偷”。经常“翘班”的国州议员，说不定他们很可能是回到选区，聆听民意；时常出席议会的民意代表，也无法确定他们只是坐在席上睡午觉或发白日梦。换言之，出缺席率不是重要指标，还有很多有意义的内容，可以协助民众找出谁才是真正的拿钱不做事，这就有赖于国会监督。

无论如何，民代公积金取代退休金的讨论浮上台面，不光只是民众对国库开销的关注，更多的是大多数人认为民意代表不务正业，只不过，人们不应在这项课题过于歇斯底里，而是有策略性地，透过挑战民意代表的钱袋，逼迫朝野政党正视民意，打开议会改革的政策之窗，换来另一些更加实质的回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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