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不重启消费税是明智之举。以扩大税基为由向无力缴纳所得税的国人征收消费税,会造成总需求(agreegate demand)崩溃的风险,把那些原本就收入不足以缴纳所得税的人民置于水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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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公布的2024年财政预算案,是首相安华自推出“昌明大马经济框架”以来的第五个重要经济政策文件。其他三份文件为: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及第12大马计划中期检讨报告。
有位经济观察家告诉我,过去近二十年,马来西亚政府从未像最近数月,如此积极地为棘手经济问题提出解套的方案,并制定全新的重点政策和方向。
过去这些年来,时任政府只有在2010年3月推出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时,有尝试着手处理国家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然而,新经济模式很快便胎死腹中,变成以经济转型(ETP)为名的多项个别项目,没有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政治意志。
十余年后,马来西亚仍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面临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一方面是低工资、低生产力和低投资,另一方面是高补贴和高债务。
首相安华已清楚阐明政府的政策方向:从取消柴油补贴开始,解决高额的燃油补贴问题,同时拒绝重启消费税。
2022年,政府一共花了508亿令吉用于燃油补贴,其中柴油补贴就占了209亿令吉。然而,虽然柴油销量自2019年以来增长了四成,柴油车辆数量却没有相符的增加。大部分的补贴柴油被走私,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相比起汽油补贴,先从柴油补贴下手将减缓对民众的直接影响。每公升1令吉60仙的柴油补贴将分阶段取消,且不会影响物流业的关键领域。
未来,私家车用户预计将支付市场价格,但符合配额条件的渔民将能以最低价格来购买柴油。同时,渔民也会获得其他生活补贴和津贴,以缓解柴油价格上涨对他们的影响。
话虽如此,政府也必须确保能有效执行这些针对渔民和物流公司的特别津贴,避免走私和滥用行为。
由于柴油多为商业用途,部分成本虽然会转嫁给消费者,但很多时候这些增加的成本也会由企业承担,从而减缓对大众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分阶段取消燃油补贴可成为绿色转型的契机。政府可以通过政策鼓励受影响的企业尽快转向绿色能源。
从分阶段取消柴油补贴开始,再处理汽油补贴的顺序是对的。我们要更落力推行绿色转型,让取消汽油补贴的举动成为我国摆脱燃料补贴、甚至摆脱使用化石燃料的催化剂。
我多次强调,消减燃油补贴需要与绿色补贴双管齐下,以促进电动交通工具和公共交通的使用率。大棒离不开胡萝卜,2024年预算案中的电动汽车补贴是很好的开始。
为购买电动摩托车的民众提供高达2400令吉的回扣,将让更多人负担得起电动交通工具。这项津贴将惠及年收入低于12万令吉的人士,预计可将购买Blueshark R1和Ebixon TailG等城市电动摩托车的价格降低约四分之一至三成。
要确保电动交通工具的可负担性不能单靠降低购买成本,还要降低相关设施(如充电器)的成本。在这方面,2024年预算案将设置充电器费用的2500令吉所得税豁免期限延长四年。充电器的成本介于3000令吉到7900令吉之间,降低该成本将有助于扩大电动交通工具的使用。
这次的预算案还宣布为购买电动巴士提供拨款。展望未来,除了提供一次性电动汽车补贴之外,政府也必须大幅改善公共交通,包括扩大城市公交覆盖率和解决“第一里路”与“最后一里路”的连通性问题,并完善火车的基础设施。
首相不重启消费税是明智之举。以扩大税基为由向无力缴纳所得税的国人征收消费税,会造成总需求(agreegate demand)崩溃的风险,把那些原本就收入不足以缴纳所得税的人民置于水火之中。
主张立即重启消费税的人,包括马华总会长魏家祥,认为有了消费税就能为富人和外资减税,以吸引他们来马来西亚投资。
但是世界已经摆脱了为富人减税的时代。而马来西亚之所以是有吸引力的投资地点,是因为我们劳动力的高技术水平、有效物流网络、稳固的英式法律体系、强大的工业集群,而不是一味追求低成本。
此外,大量外资也在“中国+1”地缘经济战略的背景下,涌入东南亚和马来西亚。
正如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和国家投资愿景(National Investment Aspirations)所述,我们更注重成果,并侧重于可以创造高素质、高技能就业机会的高质量投资。我们要更战略性地吸引投资,不再只是以减税和其他津贴“逐底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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