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12:17pm 07/01/2024

美国总统大选

坐看云起 | 2024年的美国例外主义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临近，关于美国应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互动的辩论可以分为三大阵营：即自二战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国际主义者；想要退出某些联盟和机构的撤退主义者；以及对美国的世界作用持狭隘、有时甚至是孤立主义观点的美国优先主义者。

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家在道德上非凡卓越。法裔美国知识分子斯坦利·霍夫曼曾表示，尽管所有国家都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但法国和美国却坚信其拥有普世价值观。但法国由于受到欧洲力量平衡的限制，导致其普世价值野心无法实现。只有美国才能做到这一点。

美国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并非重点；许多美国人愿意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一股向善的力量才是。现实主义者一直抱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这种道德主义干扰了对实力的清晰判断。但事实却是，美国的自由政治文化极大地改变了二战以来一直存在的自由国际秩序。如果希特勒战胜或斯大林的苏联在冷战中获胜，那么，今天的世界将呈现截然不同的景观。

美国例外论有三个主要来源。自1945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启蒙运动的遗产，具体而言就是美国立国之父们所信奉的自由观念。正如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所说的那样：“每个人对自由的向往、和每个民族对独立的渴望是我们阵营的‘魔力’所在…恰恰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制度更符合人性的基本原则，我相信成功终会属于我们。”

启蒙自由主义认为这样的权利属于全人类，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

当然，美国在落实自由意识形态时却总是面临矛盾。奴隶制的祸根被写入宪法，直到内战一个多世纪后，国会才通过了1964年民权法案。而且，迄今为止，种族主义仍然是美国政治的一个主要因素。

就如何在外交政策领域推动自由价值观，美国人同样存在分歧。对某些人而言，入侵其他国家并强制其接受友好政权的借口就是普世价值观。种族主义无疑促成了美国对墨西哥、海地和菲律宾等国的干预。但对其他人而言，自由主义通过缓和国际无政府状态来保护国内自由，因此，成为创建国际法律和机构的动力。

美国清教徒的宗教根源是美国例外论的又一个来源。这些为在新世界更纯粹地崇拜上帝而逃离英国的人将自己视为天选之民。就像目前将美国打造成一座山巅之城来吸引世界的“撤退”政策一样，其计划与其说是讨伐还不如说是焦虑和克制。

立国之父们自己也担心，新共和国会像罗马共和国一样失去优秀品质。19世纪，亚利克西斯·德·托克韦尔和查尔斯·迪更斯等形形色色的欧洲到访者注意到了美国人对美德、进步和衰落的痴迷。但这样的道德关怀更多的是向内而非向外。

美国的庞大规模和地理位置一直赋予其地缘政治优势，这是支撑其他因素的美国例外论的第3个来源。早在19世纪，德·托克维尔就已经强调美国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个国家受到两大洋的保护并与弱小的邻国接壤，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专心向西扩张，并因此避免卷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力量之争。

但20世纪初，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时，它开始从全球力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毕竟，无论好坏，这个国家都拥有资源、回旋余地和充分的机会来放纵自己。美国有动力、也有能力带头创造全球公共产品，同时有自由广泛定义其国家利益。这意味着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海洋和其他公域自由以及国际机构的建立。规模为美国例外论奠定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美国对19世纪全球力量平衡的策略是孤立主义。相对弱小的美利坚共和国或许会对其弱小邻国实行帝国主义，但面对欧洲列强时，却不得不行事谨慎现实。尽管门罗主义主张西半球与欧洲平衡分离，但该政策之所以能够维持，仅仅因为它符合英国利益和皇家海军对海洋的控制。

但美国实力的增长带来了更多选择。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1917年，当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打破传统，派遣200万美国人赴欧参战。尽管战后威尔逊所创建的自由国际联盟遭到其美国同胞的反对，但却为1945年后的联合国及自由秩序奠定了根基。

今天，乔·拜登总统和多数民主党人表示希望维持和捍卫现有秩序，特朗普及美国优先论者则希望放弃，而两党的后退派则希望在剩余的选项中找到想要的东西。明年大选后胜出的策略将强烈影响欧洲、亚洲和中东持续冲突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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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S. Nye, Jr.，哈佛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助理防长，著有即将出版的回忆录生活在美国世纪（2024年1月，政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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