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政府高呼打贪的口号,并且反贪会采取了大量行动,但这些措施还不足以充分展现国家打贪的决心。唯有在执法和司法制度上进行改革,才能真正说服外国投资者。
近年,贪污腐败是大马的热门话题之一。去年年底,面控的副首相阿末扎希获“释放不等于无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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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先有前首相敦马的儿子被反贪会调查,后有前财长敦达因被控不按反贪会的指示申报资产。近日,在服刑中的前首相纳吉获减刑。
记得2018年大选,巫统60年来第一次败选,一马公司丑闻被认为是原因之一。当年,我在澳洲的一家民宿,接待了一个新加坡的经济学家。
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一马公司涉及的金额对于一个国家,算不上是天文数字。反之,敦马再次任相,若马新关系恶化,对经济打击更大。
对他的说法,我没有感到特别意外,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与错不单凭道德做标准,而以成本和收益作为考量。在60年代以前,有关腐败的话题甚少出现在经济学研究。
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达尔(Gunnar Myrdal)认为在济学研究领域,腐败几乎是一个“禁忌话题”。亚洲人认为腐败是全球的现象,西方人称之为自然现象,它是各国自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种思维。
后来,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发布了《腐败经济学》一文,她掀起了一股热潮,越来越多学者开始研究腐败对经济的影响。
经济学关注的是如何用有限资源满足无限需求。腐败源于个人利益优先于公共福祉的行为,它可以导致资源错配,妨碍经济的有效运作。研究表明,腐败会降低经济增长率,抑制创新活动,加剧贫富差距,其负面影响无处不在。
回到一马公司丑闻,它让大马损失的不仅是45亿美元,还妨碍了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损害公众利益和国家的经济发展。
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腐败增长的原因,是因为现代国家提倡的是促进公共福利这个崭新的目标,而非以“人情化的方式”对待公民。
举例,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国王可以把国土送给亲人,因为土地为他所拥有。但在现今的民主制度,国土为人民所有,领导人在分配资源时,必须以公共利益为考量。
福山认为,这种公正不阿、不偏不倚的做法并非人类“自然本能”。因此,要杜绝腐败,国家需要一个激励机制。新加坡和香港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为官员提供高薪酬,减少了腐败的诱因。
从激励的角度,看大马的腐败问题,一些事表面上是小事,但背后意义重大。比如以上提过的“调查敦”事件,它表面上影响的人不多。但它带出的讯息有二:一者,位高权重不代表在法律之上,二者,当权者若犯错,卸任后也可能被翻旧账。这讯息会激励当权者奉公守法,以免日后失去政权后遭殃。
有些事表面上是好事,但它带出的讯息却没有想像中正面。自大马改朝换代以来,反贪会对多位前高官展开调查。表面上看,这是大马打贪的成就。
但当传出被调查者多是反对派,而有执政党议员被释放时,它原本带出的“打贪”讯息被“政治打压”蒙上了阴影。若从正面的角度看,那就是多亏有民主制度,政权更替才能让位高权重的犯错者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可以成为人民拥抱民主的激励。
胡志明市经济大学(UEH)的研究分析了1996至2018年的数据,揭示了国家腐败水平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直接影响。研究表明,腐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外资流入。
据彭博社报道,有研究者认为,纳吉减刑的事件可能会削弱投资者对大马在反腐和改革方面的信心。个人认为,尽管政府高呼打贪的口号,并且反贪会采取了大量行动,但这些措施还不足以充分展现国家打贪的决心。唯有在执法和司法制度上进行改革,才能真正说服外国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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