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20am 17/03/2024

郑志立.起薪三千不是治本的方案

将大学毕业生的最低工资定为3000令吉的建议，虽然能够直接改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国民的收入，但这种简单一刀切的方案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我国经济是否具备实施该建议的能力。

在近数十年来，只有少数经济体成功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的跃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的数据报告，在1970年至2010年间，在167个经济体中，只有9个经济体成功地完成转变。这反映了这一转型过程的艰难，以及一个经济体需要全面不懈的努力。

马来西亚曾经在90年代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经济成就。例如，在那个时期，我国是东南亚除新加坡外吸引外资第二多的经济体，并且在90年代初期，经济增长率一度高达9%。因此，当时的政府雄心勃勃地提出了“2020宏愿”，冀望在30年内实现这一转变，让我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但其后我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问题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却让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并迈入高收入经济体成为了相当艰难的挑战。如何提升国民收入成为历届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在根本上，缺乏足够的高附加值生产导致了马来西亚经济无法创造足够的高技能工作机会，这是国民收入增长受限的主要原因。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生产和相对低成本的低技能外籍劳工使得我国经济缺乏转型的动力，而缺乏足够的回报则导致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无法做出显著改变。

国内有限的高技能工作机会和薪资增长，再加上近年来零工经济的兴起，为我国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因此，高中毕业后继续深造的吸引力正在下降。教育部长就曾指出，在完成马来西亚教育文凭后选择不继续深造的学生从2020年的35.16%上升至2021年的48.74%。长此以往，缺乏高技能工作计划导致了人才外流现象会与日俱增，而深造人数的下降则让我国逐渐面临高技能劳动力的减少，这都会使经济转型变得更加艰难。

政府此前也曾推出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实施最低工资制。从最初的900令吉提高到目前的1500令吉，这直接增加了低收入者的薪资，并间接促使企业因低技能劳动力成本上涨而被迫或主动进行转型，以实现提高国民收入和经济转型的目标。而最近，经济部和人力部正在商讨修订最低工资制，高等教育部长甚至提出将大学毕业生的最低工资定为3000令吉的建议。

虽然这一建议能够直接改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国民的收入，但这种简单一刀切的方案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我国经济是否具备实施该建议的能力。

在正常情况下，薪资应当与工作所创造的价值挂钩。因此，高技能工作因为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通常会支付更高的薪资。然而，在这项建议中，部长也提到了2022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高技能工作机会仅有210万个，而毕业生人数却达到了500万人。当市场缺乏高技能工作岗位时，企业又怎么可能愿意支付高薪金来填补低价值的空缺呢？当企业无法根据工作岗位的生产价值进行薪资调整时，是否会导致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面临更大的困难呢？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的不充分就业问题（underemployed）或许会减少。

毕竟，较高的起薪会减少中低技能工作招聘毕业生的意愿，但却会因缺乏足够的高技能工作机会而提高毕业生的失业率。

此外，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忽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可能会衍生其他的经济问题。其中，近期备受关注的马币汇率问题就很可能会受到影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18年至2023年期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1.57%，在东南亚1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当薪资增长高于生产效率增长时，其将导致生产成本的上升。而作为高度依赖出口活动的经济体，在缺乏其他配套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汇率将被迫进行调整以保持与其他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力，从而增加汇率贬值的可能性。

此外，该政策的适用性还受制于马来西亚经济领域的发展情况以及毕业生的专业是否与需求相符。能否提供适合的工作也是企业是否采用更高薪酬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果不能配合经济转型，创造更多适合高附加值的工作，仅仅注重直接提高薪酬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长期而言，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可能弊大于利。要让该政策真正发挥效果，相应的配套政策不能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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