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倫敦與新加坡的新雙城記

新加坡進入了最好的時代，而倫敦進入了最壞的時代。從經濟到治安，從法治到創新，都折射倫敦城市管理倒退的痛苦，也展示新加坡賢能政治超越前進的優勢。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英國小說家狄更斯經典名著《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的開篇名句。證諸新加坡和倫敦的最新發展，顯示新加坡進入了最好的時代，而倫敦進入了最壞的時代。從經濟發展指標和人民生活的品質來看，兩大城市的落差越來越大。

但英國的精英階層卻不作如是觀，他們對於新加坡的崛起視而不見，還是用很多的刻板印象來指手畫腳，結果卻被殘酷的事實打臉。周前英國著名的《經濟學人》週刊（The Economist）文章評論新加坡的權力接班，都是語帶諷刺，新加坡的法律與內政部長尚穆根（K.Shanmugam）就反駁稱，《經濟學人》終於忍不住要中傷新加坡，在於英國評論界精英骨子裡的潛意識，不能忍受一個他們習慣教訓的對象，卻是全面的勝過他們。新加坡的人均GDP已經高達八萬多美元，而英國只是約六萬多美元，而去年開始還陷入衰退，英國全年人均GDP下降百分之零點七。

這位部長引述犯罪案的數字，指出去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偷竊汽車和破壞汽車案件高達33萬宗，但破案率是零。這在新加坡來看是不可思議。當然，他還沒提到，倫敦去年的兇殺案是112宗，而新加坡卻是零宗，百倍之差，對比強烈。在今天的倫敦街頭，槍劫手機非常普遍，往往在地鐵出口和露天咖啡廳都是作案黑點，而最奇葩的是受害者去報警，但冠上“蘇格蘭場”和福爾摩斯歷史榮光的倫敦警察都對這些“街頭罪案”愛理不理，絕大部分的案件追查都沒有結果。越來越多倫敦市民在街頭感到不安全，尤其在晚上；但在新加坡，遊客半夜走在街上都感到安全，姑息犯罪是天方夜譚。

其實新加坡勝過倫敦，正是亞洲重視“良政善治”（Good Governance）的結果，而西方耽於“選舉政治”短期操作，加上社交媒體的同溫層（Echo Chamber）和信息繭（Information Cocoon）造成了群體極端化，政治人物都被民粹綁架，無法根本解決社會的弊端，治安不靖成為常態，而所謂“進步司法力量”，說要同情有色人種和弱勢群體，對“輕微犯罪”網開一面，等於姑息養奸，誨淫誨盜，造成文明的倒退，也嚴重損害人民的基本權益，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情何以堪。

狄更斯的《雙城記》本是比較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倫敦和巴黎，但兩百三十多年之後，倫敦卻要面對新加坡的挑戰，從經濟到治安，從法治到創新，都折射倫敦城市管理倒退的痛苦，也展示新加坡賢能政治超越前進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