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芳龙.老马政策遗祸无穷，百姓承担苦果

2008年，国际法院裁定具有争议的白礁岛主权归属新加坡，大马也被确认保留周边海域的主权。不过，只要有新证据，可以提出重审此案。

2017年纳吉政府提出新的历史文件，试图再次就此案进行上诉。比起敦马，纳吉更珍惜国家主权与尊严，这些证据即使无法扭转局势，但足以让大马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

无奈，敦马重新执政后，突然宣布撤回上诉，声称这是为了避免破坏马新两国的友好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割地赔款、下嫁和亲、称臣进贡、战胜求和，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类似屈辱的外交政策，敦马算是赶上了。

敦马撤回上诉的理由站不住脚。首先，作为一名曾自诩为“国家主权捍卫者”的领导人，竟然选择在重要的主权课题上退让，令人费解。

其次，国土主权并非短期利益，而是涉及国民情感和国家尊严的大课题，他的决策显然忽视这一深层的意涵。更荒谬的是，撤回决定并未经过公开讨论或国会审议，只是随口问问，显示敦马在国家治理时的独断专行。

曾两度领导国家的敦马，他的执政历程有着无数争议。他是极度强调民族主权的政治人物，当他对吉隆坡街头中文招牌刻薄批评，认为过多的中文招牌不符合大马的“民族形象”；却能以一个没人理解的理由，撤回大马与新加坡之间的白礁岛主权争议，谁能不质疑他的国家优先理念？或者说，这算不算叛国？

政策错误，祸国殃民

对比之下，老马眼中的中文招牌仿佛是对国家有“重大威胁”的洪水猛兽；而国土问题则是“无关紧要”的芝麻绿豆小事。他对衡量事件的标准，足以证明多年来其政策逻辑的不一致。回想起来，他的政治生涯中有诸多荒诞行为，在其他重大决策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随意与不负责任？

回顾马哈迪的政治生涯，不难发现他的争议性决策层出不穷，信手拈来几个典型案例：

其一，普腾汽车计划：敦马1980年代推动的普腾汽车国产计划，初衷是促进国家工业发展，但最终成为政府财政负担与全民买单的政策。普腾汽车的品质难以与国际大厂竞争，连本地市场份额都被外国品牌蚕食，何况出口？80年代，汽车已经陷入红海竞争，这时才推动汽车工业发展注定失败，同时反映了敦马产业政策的草率与低能。

其二，教育政策反复无常：敦马在任期内多次更改教育政策，从以英语教数理到恢复马来语教学，再到推行大专院校的马来语化，政策反复让大马教育系统陷入混乱，既损害了学生的学习成果，也影响人才养成（尤其是大学入学固打制）。

其三，对华人与印度人社群的偏见：敦马下台后，仍不断发表针对非马来族群的争议性言论，例如指责华人和印度人“不愿融入马来文化”、华人剥夺马来人的财富，这种言论不仅分裂了国内族群关系，也暴露了他内心对多元文化的排斥。

其四，城乡发展的严重偏差：敦马大力推动以吉隆坡为中心的大型基建，却忽视了城乡地区的平衡发展，包括教育投资、卫生医疗、防洪治水、交通建设、水电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导致今天城乡发展有极大落差，贫富差距问题严重。

敦马耽误了国家的团结与进步

对于一个多元文化与多族群的国家来说，领导者应该具备更高的包容度与决策的公平透明，而非透过荒谬的双重标准来制造分裂或转移矛盾焦点。

当国土主权被视作“可以协商的问题”，而中文招牌却成了“不可妥协的危机”，这样的思维逻辑让人不得不对敦马的领导与治国能力产生质疑。

两度出任首相，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带领国家走向多元、进步与族群和谐，但他的诸多决策却与这些背道而驰，他成了阻碍国家发展的绊脚石。

敦马留下的政治遗产和荒谬决策提醒我们，领导人的错误政策不仅影响当下，更影响接下来的几代人。大马人民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养成对政府决策的理性批判，以选票监督领导人必须具有的责任感，我们不要昏君治国。

敦马没有资格称为“大马现代化（经济）之父”，因为大部分时间只靠石油与棕油撑场面。在他第一次执政期间（1981年至2003年），20多年间，大马GDP只增加4.48倍、人均所得增加2.2倍；新加坡呢？GDP增幅6.5倍、人均所得增加4.3倍；台湾GDP和人均所得分别翻了6.7倍与4.5倍；中国则分别翻了8倍和6倍。

如果公平一点说，全球在上述同一时期GDP与国民人均所得分别增长3.97倍和 2.7倍，大马GDP成长略高于全球平均，但人均所得成长却落后全球平均水平。所以，你们认为大马有比较好？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敦马只是一个治国平庸、刚愎自用、不懂团结族群与栽培接班人的政治人物，我们真的不必赋于他什么评价，一个政客，如此而已。在他耽误下，大马追求自由平等与族群和谐的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