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立.展望2025：潜在的通胀挑战

另一方面，计划于2026年推行的碳税（carbon tax）也可能成为另一种供给推动通胀的因素。生产商可能为了降低或规避碳税影响而改进生产方式，但这通常需要大量成本投入，最终可能转化为更高的售价；或是选择直接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这都将进一步推动通胀。

从外部因素来看，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供应链造成负面影响，例如至今尚未消停的乌俄战争和中东冲突，这些因素已在全球范围内加剧通胀压力。尽管美国的政治环境变化可能会缓解一些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从而改善供应链并降低通胀上行风险，但具体效果仍需观察。

然而，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可能提高关税及去全球化的政策可能加剧通胀风险。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生产决策者追求成本效率，我们享受了较低的通胀。但随着“回流生产”（on-shoring）、“近岸生产”（near-shoring）和“友岸生产”（friend-shoring）等策略的兴起，全球生产链将丧失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优势，这意味着低通胀时代进一步走向结束，全球通胀压力随之上升。

此外，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引发其他经济体的报复性关税措施，进一步影响全球供应链并推高通胀。同时，美国的关税政策预计将强化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优势，包括马来西亚令吉。如果令吉贬值，我们将面临“输入性通胀”的挑战，即进口商品价格上升，这无疑会加重我们的生活成本负担。

在应对通胀的过程中，通常采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如提高利率）可能不是马来西亚的最佳选择。这主要是因为此类政策应对需求拉动型通胀更为有效，而在2025年，成本推动型通胀预计将成为主要影响因素。此外，我们还需考虑到较高的利率可能对我们造成更大冲击，尤其是我国有相对较高的家庭债务比率。因此，这极大限制了我国政府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这种情况无疑让政府在应对潜在通胀方面面对了严峻的挑战。例如，拟议中的汽油补贴合理化政策能否有效实施，将在减缓通胀负面影响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通胀上升的可能性给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敲响了警钟。国内政策的调整需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与控制通胀之间寻求平衡，而外部环境的变化更要求我们具备应对不确定性的弹性。作为个人，我们也需在财务规划上更加谨慎，提前准备应对潜在的生活成本上升趋势。通胀挑战虽不可避免，但通过适当的规划，我们仍有机会减轻其影响，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