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怡.从富贵山庄到世界街头：文化何以安放？

我们可以思考：如何保留文化表达的空间，同时兼顾社会接受度？与其争论碑石的去留，不如探讨如何在多元社会中，共同寻找一条包容与理解并行的道路。

农历新年期间，富贵山庄书法碑林里一块印有毛泽东诗词的碑石引发了关注。我对此颇感好奇，特意上网搜索碑石的图片，惊讶地发现其上印刻的竟是我最喜欢的词之一——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这让我不禁疑惑：自少年时代起，我便读这首词，从未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妥。作为一首经典的咏雪词，《沁园春·雪》的魅力在于其意境和气势：它不仅描绘了壮丽的北国雪景，更有磅礴的历史观——昔日的帝王英雄，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不如今朝的伟人；这种自信与豪情，读来真让人热血沸腾、拍案叫绝！1936年这首词发表后即在评论界引发轰动。蒋介石的秘书长兼“文胆”陈布雷曾评价：“气韵高华，词采明丽，同时寄托遥深。”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对这首词颇为推崇，还有些“羡慕嫉妒恨”，组织民国政府文人竞相填词，一定要比个高下。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首词的文学价值毋庸置疑。相较于将其视作某种政治符号，我们更应将其作为文化遗产来讨论。

然而，文学价值与政治解读并非我想讨论的重点。让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在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展示应如何拿捏？墓园作为纪念空间，公众可自由进入，也属于公共空间的一种。那么，哪些内容会被接受，哪些内容会引发争议？在不同国家旅居的经历和观察让我发现，各国的公共文化展示各具特色。

巴西里约热内卢被誉为全球最美的城市。它的美不仅在于碧海蓝天、山海交融的自然景色，也在于五彩斑斓的街头艺术。这里的墙壁不是单调的混凝土，而是艺术家的画布。在圣特雷莎区（Santa Teresa），一幅巨大的壁画描绘了巴西黑人文化英雄马朗吉拉（Zumbi dos Palmares），他曾领导巴西最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而在拉帕区（Lapa），一幅涂鸦展现了一只手缓缓伸出贫民窟的黑暗，另一只手紧紧拽着它的手腕，象征社会的不公；最具标志性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街头壁画之一——“伊蒂里奥墙/民族壁画”（Etnias Mural），它高15米，长170米，刻画了五大洲原住民的面孔，象征着全球文化的共存与融合。在里约，文化展示是一种自由表达的方式，也是社会议题的一部分。这些街头壁画不仅点缀了城市景观，更赋予公共空间以声音，使不同群体的故事得以被看见和听见。

而在“南美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则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每周四午后，广场中央的金字塔纪念碑前，一群头戴白色头巾的母亲们手挽手绕圈行走。她们是“五月广场母亲”，她们的孩子在上世纪70年代的军政府统治下无故消失，成为“被失踪者”（Los Desaparecidos）。这些母亲几十年来坚持不懈，白色头巾已成为阿根廷社会正义的象征。广场上纪念碑旁的涂鸦，则铭刻着那些被失踪者的名字。这种文化展示不仅铭刻着历史的沉痛记忆，也成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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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的象征，提醒人们牢记历史，捍卫正义。

首尔是一座将传统与现代交融得淋漓尽致的城市，这种特质在公共空间的文化展示中尤为明显。清溪川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这条曾在20世纪50年代被覆盖成高速公路的古老河道，在2000年代经历复原改造，重现为一条生态文化长廊。如今，漫步在河畔，既能欣赏朝鲜王朝时期的历史雕塑和书法石刻，也能感受到现代光影装置与互动艺术作品的创意魅力。每年灯笼节（Seoul Lantern Festival）期间，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灯笼点亮夜空，让整条河流焕发出光彩，成为历史与创新并存的文化景观。清溪川的复兴，证明了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可以在现代城市中焕发新生。

新加坡作为多元种族与文化交汇的国家，其公共文化展示注重包容与平衡。滨海湾的艺术科学博物馆不仅建筑独特，展览内容也涵盖中国书法、伊斯兰文化遗产、欧洲艺术、未来科技等多元主题。去年我带孩子参观时，恰逢墨西哥艺术家Frida Kahlo的特展（我们在南美生活时便喜欢上了她的作品），倍感惊喜。这种全球文化的交融，正是新加坡公共文化展示的特色。此外，在牛车水，壁画讲述着华人移民的历史；在小印度，淡米尔雕塑诉说着南亚移民的故事；在商业区，马来风格的现代艺术装置展现了文化共存的和谐。这里的文化展示不带批判，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在公共空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归属感。

从里约的街头涂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抗议雕塑，再到首尔的文化复兴，新加坡的多元共存，各国的文化展示方式各具特色。回到最初的问题，对富贵山庄碑石的质疑与批评是否合理？富贵山庄是否需要移除碑石？或许没有绝对的答案。我们无法避免争议，但我们可以思考：如何保留文化表达的空间，同时兼顾社会接受度？与其争论碑石的去留，不如探讨如何在多元社会中，共同寻找一条包容与理解并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