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更接近“结构性不平等”，而非“反向种族主义”。
事情要回到2023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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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澳洲女子足球明星萨姆克尔（Sam Kerr）在伦敦因和德士司机发生纠纷被带至警局，在承受巨大压力下，她向一名白人警员求助，却反被警察责怪制造事端造成麻烦。
这引发她和警员的激烈争执，情绪失控的克尔当场辱骂执勤警员“愚蠢的白人”，因而在英国犯罪与骚乱法案第33条下，被控“种族加重骚扰罪”（导致或蓄意引发他人恐慌或痛苦）。
2025年2月12日，伦敦西南部金斯顿刑事法庭陪审团经四小时审议，宣告克尔无罪，种族骚扰指控不成立。
有意思的是，克尔从未否认使用“愚蠢的白人”一词，但她坚称不构成“种族犯罪”：白人警员滥用权力和特权诬陷我，而他凭借其权力和优势，没有去理解我们当时处境，和生命安全所受威胁。
重点是：克尔的父亲是印裔，而作为“有色人种”，她是否可能对白人（尤其是拥有相对大权力的白人警察）实施“种族歧视”？
这也是标题“反向种族歧视”（reverse racism）大哉问的由来。
根据澳洲维多利亚大学副教授Mario Peuker博士的说法，克尔使用的“白人”一词带有“种族属性”（racial），但这不等同于“种族主义”（racist）。
关于“种族主义”的定义虽多，但学界数十年来达成一项基本共识，亦即“种族主义”并非“偏见+歧视”，而是“权力+偏见”。
也就是说，“种族主义”不仅仅基于肤色或族裔导致的偏见，也不只是因为对某人施加不当行为或待遇，而是必须在这两者之上，添加一个“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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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并非法律定义，但学界普遍认为：“种族主义=权力+偏见”。
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偶尔会在中文媒体读到非马来人对马来人侮辱性的讯息，这算是“反向种族歧视”吗？
这类争议留待学术人员讨论。但根据《2024年马来西亚青年调查报告》，我国少数族群面临更多系统性歧视，比如57%华裔和62%印度裔青年遭受歧视，尤其来自政府的不公平对待；《2024年马来西亚种族主义报告》也曾指出类似状况。
对部分马来人而言，华人掌控大部分国家经济，是“有钱人”；而非马来人则认为马来人享有系统性的“过度特权”，两造时常因此相互指责。再加上政客的煽风点火，三不五时提出“华人富有”、“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论述，更让情况加剧对立。
在这种社会情绪氛围下，对于各种诸如大学教育（例：公立大学配额）、经济上优势（例：土著优先商业机会、房屋折扣）、就业或升职（例：政府高职保留）、拨款不公平（例：原住民发展被忽略）等政策倾斜，非马来人就会认为这是“制度性歧视”。
与此同时，部分国人称一些华裔老板时常带有“有色眼光”聘请员工，让马来和印度同胞在申请工作时处于劣势，这算是“反向种族主义”吗？
按“权力+偏见”的定律来看，这确是“种族主义”。因为拥有权力的是老板。
但按前述克尔的案例来看我国种族问题，少数族群（华、印裔）在政治和统治权上相对弱势，很难说少数族裔“歧视”多数族裔；个别华人或印度人可能对马来人有偏见，但这不构成系统性压迫。但真正拥有权力的马来公务官员对非马来人的“制度性歧视”，正符合学界“种族主义=权力+偏见”的定义。
整体而言，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更接近“结构性不平等”，而非“反向种族主义”。
另，站在遗传学立场来看，“族群”这概念是荒唐的，它并没有任何生物学意义或遗传学基础。
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发现人类DNA序列相似度达99.9%，证明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种，而“种族”其实是社会学概念，在几个世纪前被创造后，用来合理化西方列强的殖民、奴役等不公平暴行。
若真要使用“种族”这字眼，人类就只有“一个种族”：智人（Homo sap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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