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姑阿比丁.安静的领导力

作为东盟主席国，今后将面临更多外交挑战。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学习伯拉小而有力的举动：作为东盟主席，他曾鼓励中日两国领导人传递一支笔，从而修补了中日之间的裂痕。

在英国求学和大学期间，由于我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对马来西亚感兴趣，这极大地激发了我对政治与公共政策的兴趣：我们的体制，尤其是与英国的久远关系及在共和联邦中的地位，以及马来西亚领导层的类型。我必须对君主立宪制、种族关系和马哈迪等问题有现成的答案及看法。

在A水平课程期间，我加入了学校的国际特赦组织分会，当时该组织致力于帮助马来西亚前首相安华摆脱政治迫害。在我就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时，政治课堂上经常提到马来西亚，因为烈火莫熄经常出现在新闻中。而且，我也观察到大马学生群体内部存在分歧，有一些学生社团采取对立的立场。（一些主要参与者如今已当上内阁部长）。

因此，在2003年阿都拉出任首相时就受到了高度关注。我本身也变得更加积极，加入了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起的废除内安法令英国运动（AIM-UK），参与了反对时任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总统小布什主导的伊拉克战争的游行，并普遍关注马来西亚的事态发展。

2004年，伯拉赢得了他首次领军的大选，他要求人民“与我工作，不是为我工作”，这番话让人耳目一新。这句简单的表态标志着他摆脱了过去的威权思维模式，但空谈不如实证。

确有一些实证。有传闻称，伯拉阻止了他的一些内阁成员出于政治原因蓄意煽动骚乱，他在选举挫折时反而表现出了绅士风度。其他机构也开始发挥更有意义的作用，尤其是司法机构，与1988年司法危机期间被革职的法官达成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和解，并于2009年通过了司法委任委员会法令。随着倡导者寻求进一步加强司法委任过程的独立性，这项旨在改善法官任命的法令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但公民社会的发展机遇最大。得益于活跃的博客圈子，我在伦敦结识了其他有兴趣效仿威斯敏斯特（或华盛顿K街）模式建立智库的大马人，我们都一致认为，只有民主空间的扩大，我们才能考虑这个想法。此想法催生了伦敦马来西亚智囊团（Malaysia Think Tank London），后来发展成为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所（ID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