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家.期待象牙塔“隐形创伤”被治愈

国内日益激烈竞争的学术工作机会，伴随着各种科研资源竞争，以及沉重、繁杂的工作负担，都对年轻一代学术人员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再加上高教部和大学高层普遍管理不善和应对措施欠佳，更进一步加剧教职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

在学界儒林深耕二十余载，除了徜徉浩瀚学海的智识之乐，另一个最珍贵的收获，莫过于成为校园心理健康守护者之一。

多年前通过澳洲心理健康急救认证培训，正式取得“心理健康急救员”（Mental Health First Aider）资格后，除了赋予我识别、应对心理危机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让我得以在学术研究之外，见证校园内无数心灵困顿的鲜活案例，不断重塑着我对本地高教生态的认知。

和我在国内各个大学校园的观察相一致，世界各地的大学教师群体和许多受困于低收入的劳动者一样，这些年都因“过度疲劳”而长期承受情绪衰竭，处在崩溃边缘挣扎。

根据全球16国共18所大学教师群体的2023年数据表明，73%大学老师面临中度至重度的心理健康困扰。这项由澳洲联邦大学团队主导、涉及2353受访者的调查当中，马来西亚的大学老师的10%回复率（155人，主要来自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是16国当中最高的；其余国家/地区包括澳、英、中、港、台、印尼、科威特、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等（引2024年7月《BMC Public Health》期刊论文）。

另，卡塔尔大学一项采用112大学教职员数据的研究显示，高校教师群体存在以下心理问题：30%呈现中度及以上忧郁症状、63%存在中度及以上焦虑表现、26%承受中度及以上压力水平（见2024年5月《BMC Psychology》论文）。

从研究生、博士后、初级教师到高级教授，我国各个大学学术人员群体的身、心理健康，这些年都一直面对严峻挑战，教授猝死的事也偶有所闻。

对新届博士来说，国内日益激烈竞争的学术工作机会，伴随着各种科研资源竞争，以及沉重、繁杂的工作负担，都对年轻一代学术人员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再加上高教部和大学高层普遍管理不善和应对措施欠佳，更进一步加剧教职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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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学术人员的薪水和福利，也是一个心理健康问题的因子。

很多朋友不清楚大马学术界的薪水和福利，其实比大多数私人界低很多。在我国，博士刚毕业的助理讲师的起薪，才不过四、五千令吉上下，博士后研究员也差不多是五、六千左右；只有那些稍微高级别的大型研究型大学老师，月薪才有望破万。

但不管公立或私立研究型大学，从博士后、普通讲师到高级教授，大多数人的工作小时，是每周逾60至70个小时，和世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员的每周工作时数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见THE报告）。

以月薪除以工作时数，大多数所谓“学者”（尤其是博士后），其实就是“廉价劳工”。

虽然大多数人表面上“甘之如饴”，但也就是这种低薪、低福利、各种论文和研究基金关键绩效指标（KPI）和教学压力，导致学术界广泛的“隐形创伤”心理健康问题，长年持续加剧。而现代年轻人注重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在学术界更是少见的。

高教部和大学在支援老师心理健康这方面，真的还有很多有待改善的空间。

比如，政府可以拨出专项心理健康预算，将心理健康指标纳入大学评估体系；除了类似前述心理健康急救员的制度，大学也可邀请资深教授公开分享心理治疗经历，以“榜样效应”制造去污名化校园文化。在女性教师方面，管理层可以设计更年期、生育期、照顾家人的科研缓冲KPI。每年5天的“心理健康学术假期”，也是可行措施。

另，大马国际医药大学研究员主导的“ThoughtFullChat”心理健康辅导应用程序，被发现在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症状方面，有其功效（引2023年9月《JMIR Formative Research》论文）。这类数字心理健康干预，也已被研究证实能有效改善老师的心理健康状况。

期待我国学术界的“隐形创伤”，能被更多政府高官和大学领导意识到，以及把大学老师心理健康视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指标，而非附属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