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重塑交通安全,大马不再有死亡公路



大馬必須承認,交通安全不是單靠“小改小修”就能解決的問題,它需要跨部門、跨社會層級的制度重塑、強力執行與文化養成。唯有如此,才能減少事故、保護生命,讓道路成為通往未來,而非終結生命的路徑。
酿成9名联邦后备队员因车祸殉职的惨剧才过去一周,南北大道宋溪路段,在短短10小时内又先后发生两起因罗厘肇事引发的严重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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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交通工具,包括拖格罗厘、旅游巴士连带客货车酿成的重大意外,在大马并不罕见,反而是公路安全乱象的缩影。尽管政府再三提出强化交通执法与改善基础设施的承诺,但现实却是大马的道路依旧杀机重重。
经常在高速公路上驾驶,都会常见重型交通工具严重超速霸凌小车或超慢速挡在路中、M牌小车闪烁高灯紧贴前车、摩托车将高速公路当赛车场,一连串的鲁莽驾驶态度,交通事故怎能不发生?
大马交通死亡率居高不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3年全球道路安全状况报告》,大马人平均每10万人口中,每年有22.5人死于交通意外,数值远高于高收入国家9.2人的平均值。在全球180个受调查的国家中,我国长年位居前40名(前20%)远高于亚洲邻国新加坡的1.6人、日本3.6人与韩国的6.2人。
根据大马道路安全研究所(MIROS)数据,仅2023年,全国交通事故造成超过7000人死亡,平均每天有19人死于道路事故,当中以摩托车骑士与乘客占最大比例,其次为私家车与商业重型车辆。
是什么原因造成大量的国人魂断公路?
首先是我国道路系统长期为车辆导向设计,忽视对重型交通工具与摩哆车的调配管理,在南北大道(PLUS)、东海岸大道(LPT),常见大型罗里与摩托车混行,未设分道与缓冲区,增高事故风险。
有鉴定报告显示,高达30%的营运重型车辆未通过完整安全检测,车龄过高、煞车失灵、轮胎老化现象屡见不鲜,却仍合法上路。
其次是不当超车、飙速、疲劳驾驶、滥用车道,是造成事故的另一主因。根据大马交通部调查,接近一半的事故与驾驶行为有关。另外,部分交通巴士与罗里司机,因运输公司压力而被迫超时疲劳驾驶,怎能不肇祸?
数据显示,一般私家车与摩托车驾驶不少介于16至25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对交通法规认知不足、危险驾驶与酒后驾驶比例也高。
其三,我国交通执法机制被长期诟病。除了警力不足外,执法过程中腐败与选择性执法导致法律不具威吓力。尽管交通违规罚款金额已于2020年上调,但违规驾驶重型车却仅罚款数百令吉了事,无需吊销驾照或强制安全课程,而且罚款还可以定期打折,即便是背负近千张罚单照样上路;至于酿成致命事故的司机,法律追诉旷日废时,难以形成震慑作用。
值得借镜的国际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瑞典,该国自1997年开始推行“Vision Zero”政策,核心理念是“死亡与重伤不能被视为交通代价”,政府负责系统设计,驾驶人若出错将被系统纳管。瑞典政府积极重新设计道路,增加缓冲区与物理隔离,例如市区主要道路限速30公里、摩托与汽车分道行驶。
此外,瑞典还重视数据科学,透过人工智能(AI)监测驾驶模式、交通流量与事故热点,调整路段设计与警力配置。这套系统成功将每年交通死亡率降至每10万人2.1人以下。
第二个案例是日本,该国在治理摩托车与老人事故方面的成效卓著。各地市区设有“交通安全协会”,由社区居民与警方合作规划安全走道、由志工协助上下学人流管理。针对高风险路段如学校周边或小巷口,实施定点定时封路与车速监控。
更重要的是,日本对交通执法严格,对违规者零容忍。超速、闯红灯、酒驾会面对高额罚款与即时吊销驾照,所以日本每年每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的仅3.6人,远低于我国。
第三个案例是新加坡,该国政府向来以“严刑峻法结合科技应用”闻名。新加坡全国安装超过3000台交通监控镜头,结合AI自动判罚系统,违规即时告发,无需人力干预。罚款经常高达新币1000元,而且贯彻执行,从不妥协,对驾驶者产生极大威吓力。
同时,新加坡透过电子道路收费系统(ERP)有效管控车流与拥堵,也降低了交通事故率。其死亡率仅1.6人,是全球最佳之一。
大马交通的改革建议
瑞典、日本与新加坡提升交通安全的个案值得参考,但这不是一蹴可几的;我们不妨先从立法严惩重型车违规与疲劳驾驶、落实数字监控系统及加强执法、加强塑造正确的驾驶观念与文化等三方面下手。
其一,政府应立法明确规范重型车每日驾驶时数、休息时间与安装行车记录器,并强制安装定位导航(GPS)与速限器。一旦违规应吊销行车执照并追究雇主责任,以杜绝压迫司机违法驾驶的恶风气。此外,应定期更新车辆检验标准,推动重型车汰旧换新计划,提供税务补贴诱因。
其二,加快推行全国智慧交通摄录系统,重点涵盖高速公路、学校周边与城市主要道路,违规者应由自动化系统判罚并公布黑名单,避免人为干预与贪污空间。同时,警方应设立交通违规专责单位,落实执法绩效评鉴与举报机制,提升社会监督力。
其三,学校课纲应纳入实质交通安全训练,让学生从小建立守法观念。政府亦应透过公众运动引导驾驶文化转变,减少超速、闯红灯与不耐烦驾驶行为。同时,扩大基层社区的参与,如鼓励居民组建交通安全委员会,协助监督与回报高风险行为。
南北大道的悲剧并非孤例,而是一个制度性失能的结果。当重型车依旧在深夜肆意超速,当疲劳驾驶不受管制,当违规者总能轻易逃避处罚,我们每一位上路的公民都是潜在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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