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延后退休是经验传承的良策

其二，缓解养老金压力：现有的公积金制度（EPF）长期被诟病存款不足，EPF统计显示，45%的会员在退休时的存款不足10万令吉。延长退休年龄可以累积更多储蓄，进而减少政府对低收入退休者的生活津贴支出。

健康寿命的延长，是延后退休年龄最常被提及的理由。根据世界银行资料，大马人均寿命已从1990年的71岁提高至2023年的75.7岁；而“健康寿命”也超过67岁。这意味着多数人在60岁时，仍有健康的体能继续工作。

但问题在于，寿命与健康的平均值却因工作领域不同而存在差异。白领工作者与城市中产阶级能够健康的工作至65岁，但农林渔牧、建筑工人、农业领域或制造业的体力活，一般上过了55岁便面临身体负荷过大、慢性病或职业病缠身的问题。

与此同时，根据EPF与社会保险机构的报告，目前国内B40群体在健康方面的平均状况明显较差，这意味着延后退休年龄若一体适用，将造成社会阶层的不平等继续延伸。

老龄工人会否抢了年轻人的饭碗？

老龄人口延后退休会否阻碍年轻人进入职场？尤其是在公务员（公共部门）领域。

以公务员、教育行政与国营企业为例，晋升与职位空缺多以资历为考量，若老年职员延后退休，年轻人将面临升迁管道堵塞问题。当下，国内青年失业率已处于高位（2023年为10.7%），延后退休可能会加剧此一问题。

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指出，延后退休与青年就业未必会发生冲突，因为两者可在产业分工上形成互补：年长员工累积管理与技术经验，年轻员工则具备数位技能与新创思维；若政策推动跨代协作与工作再设计（job redesigned)便可实现加乘效果。

延后退休年龄的设计，关键在于“强制延后”或“弹性选择”。

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做法偏向“弹性退休”制度。以日本为例，虽然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但允许员工在60岁后选择延迟退休并调整领取退休金时间。瑞典亦采“延后退休奖励制”，鼓励但非强迫年长者工作。

若大马走向强制性延后退休，可能会对弱势群体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引发职场冲突与效率下滑。相反，若提供有诱因的弹性选择，例如延后退休者可获得更高的EPF提拨比例或享有所得税减免，则有助于自愿延长工龄的普及化。

退休年龄延长是全球趋势

随着全球老龄化浪潮来袭，许多国家已采取类似延长退休年龄政策。新、日、韩、德、法、美等国都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丹麦议会更通过决议，自2040年起，退休年龄将提高至70岁，成为欧洲首个迈入“70岁退休”的国家。

延后退休年龄至65岁，在理论上可作为应对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的可行策略。然而，我国的政策设计必须考量大马多元的职业结构、社会阶层差异与就业形态变化。包括：

其一，弹性退休制度：允许60-65岁之间的工作者选择是否继续工作，并提供税务与EPF激励措施。

其二，保护体力工作者与弱势群体：针对特定行业（如建筑、运输）维持60岁退休年龄（亦可采弹性选择），并设立“提早退休津贴”。

其三，建立跨代就业机制：鼓励企业透过师徒制职位设计，以实现专业技术传承及经验移转。

其四，强化在职再培训（reskilling）与技能更新（upskilling）：协助年长者转型至适合年龄的工作类型。

其五，定期检讨与试点推行：可先在公共部门或特定州属试行延后退休制，观察社会接受度与实际成效。

总而言之，“工作到65岁”不应是义务或标准，而应是一种有尊严的选择。政策的价值，在于让每一位公民无论年龄，都能在健康条件、经济能力与社会参与之间取得平衡。唯有如此，方能在迈入高龄社会的同时，维持活力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