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从王室忠言到廉政改革

这些案件除了显示监管制度漏洞，更反映出部分官员将权力作为牟取私利的工具，这些滥权行为常因政治保护伞而使官员得以逃过法律制裁，影响民众对法治社会的信心。

其次是我国长期存在预算浮滥与公共开支失控的问题。总稽查司报告中屡次揭露：工程项目成本过高、部门间重复编列预算、低效益项目持续获拨款。例如某些偏乡基础设施维修项目，原定数十万令吉预算，最终开销数以十倍计但却质量低劣，例如MyKiosk的实用性、吉隆坡机场接驳列车已经停用2年余，这些乱象源自采购制度不透明、缺乏问责机制，导致资源错配、浪费公帑。

其三是政务官干预专业部门决策，这是长期结构性问题。执政党经常会将政府官联机构作为“政治酬庸”的平台，影响人事任命与公务推行及拨款分配。许多官员为求仕途，不得不向执政者效忠，而非向法律与人民负责，结果造成《孟子·滕文公章句》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结果。

借镜新加坡打造高效廉洁的政府

新加坡被视为廉政高效的治理典范，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自有系统的制度设计与文化培养。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若欲学习新加坡，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其一，严格的反贪机制：新加坡反贪局（CPIB）是直接隶属于总理的独立机构，以确保其职权不受政党干预。所有疑似贪腐案件，无论涉及官员层级多高，一律依法办理，贯彻“不论地位，一视同仁”。

大马反贪会虽是类似的独立架构，但未被赋予更大调查权与人事自主权。现时反贪会总监的任命过程仍受首相影响，容易因政权更迭而被质疑选择性办案；唯有法定独立，方能取信于民。

其二，高薪养廉与问责机制：新加坡公务员享有优厚待遇，同时对舞弊行为采“零容忍”态度处理。“高薪+严惩”足以吸引人才加入政府，另一方面则因贪腐代价太高而不敢以身试法。

我国公务体系薪资架构应合理调整，使中高层官员有明确升迁激励与保障，避免因低薪而“铤而走险”。同时，对滥权与贪污案件必须从重惩治，包括公开审讯、褫夺退休金与追讨非法所得，达成震慑效果。

其三，行政中立与去政治化：新加坡实行文官制度，政府更迭不影响官僚体系运作，政务与专业分工明确。

我国必须强化公共服务委员会（JPA）的独立性，禁止政党干预升迁与调派。对行政人员进行定期评鉴与轮调，杜绝“长期坐庄”导致的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同时制定《行政中立法》，明文规定官员不得参与政党活动，防止“公私不分”。

重塑大马改革之路

大马政府与官场积弊已深，若要实现从“滥权之国”走向“清廉之邦”，单靠呼吁与道德劝说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结构性改革。

其一，制度透明化：政府应建立透明的采购平台，所有标案、预算、审核、得标公司背景与合约内容必须全面公开。推动《资讯自由法》（FOIA），让公民与媒体可自由查阅政府运作纪录，形成自下而上的监督力量。

其二，加强议会监督与全民参与：扩大国会公共帐目委员会（PAC）权限，并保障调查独立性。赋予地方议会财政与人事自主权，使监督更贴近社区实况。鼓励非政府组织、专业团体与媒体监督政府部门施政表现，实现多重的问责机制。

其三，政治献金透明化：我国至今尚无《政治献金法》，导致“金主治国”现象频生。政府应立法规定所有政党必须申报资金来源、支出与资产，并设立政治献金上限与公开机制，杜绝企业通过献金换取工程或政策优惠。

其四，公务员再教育：透过长期教育与公务员文化重塑，培养“为民服务”与“以廉为荣”的精神，让正直诚信不再是个人选择，而是集体文化。

大马若欲摆脱贪污枷锁、塑造清明治理，不能仅靠一次忠言或一份政策蓝图，而需长时间、深层次、跨部门、跨时代的整体改革。这既是对国家元首托付的回应，也是对后代的历史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