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俊杰.性萧条：不是不想爱，而是爱不起

性萧条，它不只是床笫的冷却，却是对未来想像逐渐冷却的事实、是人口结构危机的前奏、是一个社会心理和经济状况严重失衡的后果。

萧条，这个常用来形容经济大衰退，全民进入勒紧裤带日子的形容词，有了新的搭配─性萧条。

没错，就是那个饮食男女，男欢女爱的性，如今有了新名词─性萧条，泛指年轻男女都不再相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一套，到了适婚年龄都不热衷处对象，因此衍生了性萧条。

这不是昨天才冒出来的新词儿，网上可搜到最早的资料，是在2018年由美国资深记者茱莉安提出，成了近年在社会学、媒体和人口研究领域逐渐被关注的概念。

那年，她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文章，标题“为什么年轻人都不做爱了？〉（”Why Are Young People Having So Little Sex?”）。这样的标题党，顿时登上热搜。

几天前，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也提出性萧条，是造成中国经济消费皆低迷，陷入通缩困境的主要原因。这家媒体被视为中国鹰派官媒，他家前老总提出这样的论述，竟被网民喷了一脸，说他不要脸，身为前媒体人不去监督公权力胡作非为，反而呼吁放纵，搞黄色，真是大开眼界。

他说了什么，让网民口诛笔伐？他说，中国的社会要维护有利于“正常性繁荣”的氛围，不要在性问题上过度严厉，并要反对“万恶淫为首”的旧观念，同时还说“黄色”、“情色”的标准不要盯得太宽泛，以免伤及性本身的环境因素。

“年轻人如果性萧条，势必低欲望，男的下班就爱宅在家里，女的连买漂亮衣服都没兴趣”，这话并不是胡说瞎扯，乍听似有道理。

想想也对，性是消费的重要媒介。男女约会拍拖，从选衣服、礼物、鲜花、到约会地点消费，但凡饮食、看戏、喝咖啡、主题公园，甚至钟点酒店，哪样不花钱？只要男女一出门约会，哪管“柏拉图式”约会也得花钱，白花花的银子砸下去，各行业都受惠了，市场经济不就活络起来了。

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来反驳，我接着说：中国在5月有劳动节长假，上周又遇上端午节及儿童节长周末，社媒有条贴文让网民甚有同感：这些节假日不再是婚宴黄金档，曾经抢手的婚礼场地，如今大多空着。

“五一假期，性萧条取代了性繁荣”，胡锡进这么写，很快被和谐了。这种对未来最私密也最结构性的焦虑，正是不婚不孕，人口老化的马中社会最大的集体沉默─羞于启齿，却无计可施。

性萧条，它不只是床笫的冷却，却是对未来想像逐渐冷却的事实、是人口结构危机的前奏、是一个社会心理和经济状况严重失衡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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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年轻人都不再以结婚生子为前提来交往了？为什么一个长假里，酒店礼堂的聚光灯，和新房的龙凤烛都亮不起来？

这是一个对现在负担不了，对未来负担不起的高压经济时代，年轻人买不起房、付不起育儿费。工作把他们搾干了、房租把他们的工资削半了，一想到出街拍拖的费用，不如在沙发上躺平滑手机更香。

当男女关系被高要求与高期待消磨到只剩下疲乏，当内卷社会消磨了个体欲望，当一想到那付不起的拍拖花费与婚礼开销，你还敢去建立亲密关系吗？

让我们看看一组数据：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创新低，仅为902万，这已是中国连续7年新生率下降的纪录，结婚人数也跌至几十年来的谷底。同样的趋势，也在马来西亚发生，马中两国都面对性萧条渐渐浮现的影响─愈来愈晚婚、愈来愈少婚、甚至不婚不育。

问题出在哪里？

你可以说工作太累、房价太高、薪水太低、怪内卷怪KPI，但你可能没想过，性萧条其实是“心好累”的具像化，当我们对未来没信心、对社会没归属感、对情感没安全感，爱人、成家、养育下一代就成了奢侈的豪赌。

不是不想爱，而是害怕爱不起。在马中这2个迅速发展的国度，房子、车子等物质成了衡量幸福的标准，情感的深度、亲密的品质却在GDP的喧嚣中被挤压。

这样的性，让人很焦虑，久而久之，人之初本该善的性，就成了一种沉重。

在北京和吉隆坡，不少年轻中产夫妻成了“顶客族”（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拿养育孩子的钱用在享受生活上。这是个人选择，无关对错，但当老人院护工短缺、护理成本高涨、政府福利追不上老龄化速度时，就知道这并非只是个人选项，而是一场制度性的迟到。

中国政府这些年推出三孩政策、育儿补贴、婚育假延长等，但收效不大，毕竟婚育的意愿不仅仅靠政策激励，我们对未来还有憧憬吗？

我们都正在经历一种转折期──从人多是福，到人老是负担；从孩子是未来，到孩子是风险。性萧条，就是对未来没信心，是我们不再相信“2个人可以一起过得更好”。

于是，我们开始拒绝亲密，心灵开始习惯孤独。

这样的社会，能让你相信他在租来的小房间里，对着你耳边吹气说：我们养个孩子吧！

行文至此，你不妨想想：在一个性不再代表欢愉、婚姻不再代表承诺、孩子不再是祝福的时代，我们的政策、文化、教育、城市设计，究竟还预设着怎样的家庭与人生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