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云起|《思哲故我在》港资与中资在东南亚“共舞”： “一带一路”下的战略分化

王钲皓 思哲研究所亚太区域青年研究院

近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东南亚成为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对外投资的重要区域，港资与中资企业在这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呈现出“共舞”的局面。不过，鉴于不同的历史背景、管理模式以及各方市场定位的差异，港资与中资在东南亚各国的投资策略及其运营方式均存在明显的不同。本文意在探讨这种“战略分化”的表现以及其对于中国香港及中国内地未来海外投资布局的启示。

投资策略的差异

中资企业多集中于基础建设、能源开发等大型项目，更多与东南亚国家政府合作，其合作内容多强调国家层面的战略对接。比如中资企业参与印尼的雅万高铁项目，这是中国高铁首次在海外落地的项目，总投资额约超过60亿美元，其铁路网络将雅加达与万隆两大城市链接，整个项目由中国铁建与印尼国营企业合资成立，并由专门的项目公司进行建设。寮国的中寮铁路项目则是另一个典型案例，该铁路全长400公里，连接云南昆明与寮国首都永珍，这项目由中方出资7成。虽然该项目大幅改善以往寮国的对外交通格局，顺便提升货物物流流通效率，但是同时也引发了有关债务的争议，换言之，寮国需长期承担还款责任。由此可见，中资在东南亚的投资往往具备“高投资、高风险、高政治性”的特征，此类项目均涉及庞大的资本投入及较长的回报周期，其最终效果及收益往往须结合整体情况加以评估。

相比之下，港资企业更注重市场导向及灵活性。港资企业倾向于在制造业、金融服务业、房地产产业寻找商机。例如第一太平公司长作为香港的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透过旗下子公司Indofood在印尼及菲律宾深耕食品及物流行业，其业务涵盖消费品、农业和物流等多个领域；香港置地公司则频繁在新加坡、曼谷等地开发高端地产项目，十分强调与当地开发商的合作，置地公司在曼谷便与当地开发商推出多个高端住宅项目；FWD保险公司作为香港本土的保险集团，自2013年成立以来便在东南亚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而迅速扩展人寿与健康保险市场，该公司利用数字化平台与本地化策略，逐步打入泰、越、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市场。这些例子都能体现出港人注重“轻资产、快周期”的战略，港资与中资的投资战略可见一斑。

运营模式的差异

中资企业大多以大型工程为切入点来驱动不同项目。以马来西亚关丹港改建项目为例，这个港口由中资企业与马来西亚政府共同合作建设，既作为中-马产业园的配套设施，也是关丹的“城市名片”，不仅如此，这“两国双园”项目在给关单带来了不少就业岗位的同时，也能促进马来西亚钢铁产业发展、创造外汇收入。这个项目虽然在2013年启动，但是2018年马来西亚政权跟提之后，时任首相马哈廸对中资大型基建持保留态度，故该项目一度停摆。两国高层最终在2019年启动双边合作会议之后，这个项目重新纳入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发展蓝图。整个过程体现出中资模式对于东南亚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政治高度依赖，也凸显出中资企业投资计划所面临的不稳定性。

与此对照，港资企业往往透过与在地商业合作伙伴进行市场化布局。新濠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近年来在菲律宾开设了不少渡假及娱乐设施，该公司十分强调品牌形象与本地合作模式。在双方合作中，港资倾向于强化自身控股权以及品牌输出，十分看重品牌的可持续经营而减少依赖当地政府关系。另一例子则是远东发展有限公司持续与泰国和马来西亚发展住宅项目，该公司透过结合本地购买房屋需求及港式质量管理，采取一系列“低曝光、稳步推进”的方式，避免房屋广告投放及招标涉及政治敏感与卷入地方治理的纷争之中。其“低曝光”策略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回避高调营销，公司避免参与当地大型政治活动而保持企业形象的中立性与商业纯粹性；第二则是与当地中型建筑公司共同成立项目公司，使投资者身分在法律上以“本地合作者”为主体而呈现，减低因“外资身分”可能引起的政治身分敏感度；第三则是采用分期销售模式进行商业交易，公司尽量减少一次性交付有关房屋，并且随时根据市场反应来调节开发节奏，避免市场动荡导致公司在当地的投资全盘失控。这有助港资形成相对稳定、可靠的本地回报模式。

港资与中资在东南亚的“共舞”不仅仅展现了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多样性，也同时为中国香港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港资不仅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更加积极及重要的角色，也能一同推动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对于中国内地而言，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可谓“迈入深水区”，过往过于依赖他国政府达成的合作虽然有利大国布局，然当地种种变量总能让项目无法长期地踏实落地。总括而言，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在东南亚的发展仍未饱和，在地缘政治多变、全球经济架构重组的大背景下，唯有真正理解区域市场的制度差异与其文化内涵，并辅以战略调整，方能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从“理论”走向“现实”，从而实现中国与东南亚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