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昌.SST扩围改革启航,但时机不对


当前情况下,我国更应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力,强化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以稳固整体经济的基本面,而非在内外部不利因素交叠之际推行可能抑制消费信心的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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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日前宣布,从7月1日起调整销售与服务税(SST)制度,正式迈出税制改革的重要一步。根据新措施,奢侈品将被征收高达10%的销售税,部分非必需进口食品如三文鱼和草莓将征收5%销售税;与此同时,服务税的适用范围将扩大,涵盖租金、建筑、金融服务、私人医疗保险、美容与教育等领域。
财政部指出,此举旨在落实2025年财政预算案所承诺的更具进步性税制改革,在不加重一般民众负担的前提下,提高国家财政收入。政府也强调,基本民生用品与核心服务将不会被征收销售税,亦不纳入服务税征收范围。面对此起彼伏的财政支出需求,尤其是援助计划、公共医疗和教育领域的投入,政府表示唯有扩大SST税基,方能开拓新财政来源,为2026年与2027年创造更大财政空间。尽管市场早前已对SST改革有所预期,但此次具体政策的公布仍引发不少关注与疑虑。究竟,此时扩大销售与服务税的时机是否合适?这项政策将为市场与我国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首先,尽管此次销售与服务税(SST)的扩大明确指出,基本民生用品与核心服务将继续获得豁免,不受税率调整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调涨只会波及特定消费群体。事实上,经济是一个高度互联的整体系统,任何一个环节受到冲击,最终都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传导至整个经济体系,影响所有消费者和企业。
此次SST调整的幅度广泛,涵盖了奢侈品、部分非必需进口食品,以及多个服务领域。随着如进口三文鱼、进口水果等物品开始被征收SST,这些价格上涨的商品虽然并非生活必需,但其涨价将推动整体生活成本上升。而商家和服务供应者面对成本转嫁压力,也可能借此调整价格,进一步推高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
更重要的是,市场行为往往建立在“预期”之上。一旦通胀预期被激活,即使部分商品或服务本身未直接调涨价格,也有可能因连带效应而引发广泛价格上行。例如,运输业、零售业或中游制造行业面对成本增加时,最终也会将成本传导至终端消费者,形成更大范围的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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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SST调整并非单一因素。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国经济还将面对一系列可能推升通胀预期的政策变化,例如7月即将生效的电费调涨、渐进全面实施的电子发票制度、以及下半年即将推行的RON95汽油针对性补贴制度。这些因素叠加之下,不仅将提高企业经营成本,也可能削弱消费信心,加剧市场对未来价格上行的预期,进而造成实际的通胀压力。简而言之,即使SST扩大政策表面上看似“有选择性”地征税,但在一个高度交织的经济体系中,没有人能完全置身事外。价格的上涨不仅影响被征税商品的消费者,更会在经济链条中层层传导,最终影响整个市场,甚至对中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民生带来深远影响。
那么,当前是否为扩大和调整销售与服务税(SST)税基的合适时机?从理论上看,许多人或许会认为现在正是推行该项措施的“窗口期”——毕竟大马的通胀率近期持续维持在较低水平。数据显示,2024年3月与4月的通胀率均维持在1.4%左右,属于相对温和的通胀环境。在这种背景下扩大税基,理论上可以在不引发过度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为政府创造额外财政收入。
然而,这种理论前提是经济处于稳健,消费与投资活跃,市场信心充足的状态下。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当前的大马经济环境正处于不确定中前行。通胀率维持低位,背后可能并非经济健康的信号,反而可能反映内需疲弱、消费力放缓的隐忧。
更令人担忧的是,全球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将直接冲击我国对外出口,加剧我国出口疲弱的风险。在全球需求放缓、外部市场趋冷的情况下,大马将难以依赖出口作为短期内的增长引擎。此时,唯有依靠内需,尤其是私人消费,才能稳定经济基本盘,发挥“压舱石”的作用。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内经济支柱企业也出现隐忧。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因盈利下滑,计划大幅裁员及冻结招聘,而雇员公积金局(EPF)2025年首季的投资回酬亦出现下跌,同比减少13%。它们不仅是国家的战略性机构,其动向也往往反映整个宏观经济的脉络。它们所面对的盈利压力和调整举措,极可能削弱就业市场与投资情绪,进一步影响民间消费能力。
在这多重内外压力叠加的背景下,贸然扩大SST税基,不仅将推升成本与价格预期,也有可能削弱消费者信心,抑制原本已显脆弱的内需表现。这将削弱我国抵御全球经济下行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此时此刻扩大与调整SST税制,时机显然并不理想。与其急于通过增加税收来弥补财政空间,不如暂缓相关措施,优先稳住国内消费力,激励内需,为接下来可能面临的全球经济风暴提供更坚实的缓冲。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在外部动荡中维持一定的韧性与增长潜力。
综上所述,政府此次扩大与调整SST税制的根本动因,主要是出于财政压力,以及落实2023年公共财政与财政责任法下的目标——即将财政赤字压低至3.8%,并将国家债务占GDP的比率控制在60%以内。政策方向虽有其逻辑基础,但任何财政政策的设计与执行,必须结合现实经济环境,因时而动、因势而变,不能一味为了达成长期财政目标而忽视短期经济稳定的需要。政府在2025年财政预算案中确实早已提出扩大税基的计划,但当时并未预见到美国关税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也未预料国际市场需求将明显放缓。当前情况下,我国更应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力,强化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以稳固整体经济的基本面,而非在内外部不利因素交叠之际推行可能抑制消费信心的税制改革。
在财政紧张的现实下,政府不妨优先从“节流”着手,例如检讨与暂缓部分非关键的公共开支与发展项目,以缓解短期财政压力。这种做法不仅可避免对消费市场造成负面冲击,也更贴近当前的宏观经济节奏。考虑到美元走弱及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即使我国在短期内未能显著压低财政赤字,对马币汇率的负面影响也有限。比起过度强调赤字目标,更应关注如何稳住经济基本盘,提振市场信心,确保人民生活成本不过快上升,才能在全球风浪之中稳住国家经济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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