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清江.别让恐惧变成社会共饮的毒药

哎呀!曾几何时，恐惧已如影随形，悄然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包容偶尔失误的社会氛围，而不是动辄引爆的舆论审判，更不是将失误无限放大的恐惧机制。别让恐惧成为社会共饮的毒药。

我记得小时候上绘画课时，老师在国庆月总会要我们画国旗。那时，小朋友们未必能一丝不苟地勾勒出“辉煌条纹”的真实样貌，却用天真活泼的情感，将爱国的心意倾注在那张白纸上，各自挥洒创意。

那一刻，孩子们的爱国情怀悄然被唤醒；那一刻，他们无所畏惧，心中洋溢着对国家的赤诚爱意；那一刻，没有人会因为他们画的国旗少了一条线或缺了一个角而责难他们。他们的创作泉源，完全是来自内心的真挚情感，而非源于大人教条式压力。

再后来，已故爱国歌手苏迪曼于1989年在国家体育馆举行的第十五届东运会闭幕典礼上，身穿国旗装步入会场，高呼三声“Merdeka”，随后演唱《认识马来西亚就是爱上马来西亚》（To Know Malaysia is to Love Malaysia），凝聚了现场与电视机前观众的爱国情感。那一刻，没有人指责他“践踏”或冒犯我们所尊敬与热爱的“辉煌条纹”。

那是马来西亚最美好的年代，人民创作了一首接一首的爱国歌曲。当时人民对国家的爱，是出自内心真挚的认同，而不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

我们以爱国之名制定“辉煌条纹”的使用指南，原意固然是为了引导国民尊重国旗，然而其副作用却是在人们心中种下对国旗使用的恐惧，无形中削弱了人民原本涌现的创意与自发的热情。

人们会害怕在张挂或以国旗进行设计时因一时的失误，而遭到万劫不复的围剿与对付，一心想要展示的爱国情，却反而随时可能变成惹祸上身的导火线。

我相信，真正爱国的人不会恶意侮辱、焚烧、涂污或挑衅性地展示国旗。但若只是无心之失，我们应以包容与谅解的态度对待，给予犯错者学习与改正的机会，而非以近乎叛国之罪穷追猛打。

最近，《阳光日报》在制作新任总警长莫哈末卡力的履历资讯图时，因沿用旧有设计模板，未及时删除旧资料，引发轩然大波。在过去，媒体若犯错，通常会即时澄清与更正；如果错误极其严重，也会刊登道歉启事，风波随后多能平息。

然而，如今动辄报警处理、各方围剿，媒体面对调查，甚至导致高层编辑或须停职、革职谢罪的恶性文化已然形成，令媒体工作者陷入高度恐惧之中，对新闻自由的发展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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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报道正确、严格把关内容，本是新闻从业员的天职；但我们终究不是圣人，谁都可能有失误的时候。社会应当给予媒体纠正错误、改进、提升素质的空间与机会。

总编辑与高层编辑团队长年处在高压的环境中工作。我们每天必须在紧凑的截稿时间内完成审稿与决策，并为每一个标题、文字与图像承担最终责任。这样的压力，外界很难真正理解。唯有身处新闻前线的人，才会明白那种与时间赛跑、步步为营的紧张与煎熬。

在新闻如子弹飞的年代，总编们为了确保其网上新闻比别人快，更好像在风口浪尖起舞，稍有不慎，新闻出错的风险大幅提升；尤其面对网民“秒截图、即放大”的快速反应节奏下，一旦出错，便是万箭穿心，余波难平。

还有一件事，政府最近向全体公务员发出一则通令，明确规定不得在口头或书面上发表任何可能损害政府政策、计划或决策的公开言论。无论是基于个人立场，还是转发他人观点，皆被视为违反禁令。

公务员本就应该遵守“集体负责”的原则。正如内阁制度下，若有部长无法支持内阁决策，就应选择辞职；公务员作为行政体系的一环，也应服从政府的集体决策。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公务员有责任根据当前政府的指令执行职务，而不应表面顺从、私下抵制，更不应以“小拿破仑”心态扭曲政策落实。

严格来说，政府根本无须特别颁布这道指令，因为“集体负责”早已是公务体系的基本原则。

如今团结政府突然发布通令，显然事出有因。安华所领导的团结政府，仍需在行政体系中争取更深层的支持与信任。

对我来说，站在前线的公务员其实更贴近民情，更能以人民听得懂的语言解释政策。若因这道指令，导致各级公务员都因为恐惧或害怕说错话受到对付，而选择沉默、不敢发声、不敢澄清误解，最终损失的是政府本身。

哎呀！曾几何时，恐惧已如影随形，悄然渗透进我们的生活。

它让我们活得如此压抑，时时担心因一时失言、无心之过，便招致铺天盖地的谴责，甚至遭到对付。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包容偶尔失误的社会氛围，而不是动辄引爆的舆论审判，更不是将失误无限放大的恐惧机制。

我们不要让恐惧成为社会共饮的毒药，更不该让包容、体谅与同理之心，沦为这个社会逐渐稀缺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