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豪.自主招生制度应回归平衡与透明

必须承认，SATU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制度本身就是不正当的。我记得在我留学英国时就发现，母校华威大学也设有灵活的国际或特别入学通道，用以吸引海外学生、支持财务弹性。这种做法在资源有限的国家高教体系中更已成为常态。然而，关键不在于通道的有无，而在于机制的透明度、配套政策的平衡性，以及制度目标是否始终与国家公共利益一致。

马华指出，SATU与传统大学中心单位（UPU）系统并行，却缺乏对外公开的录取数据，例如不同资格类别（大马高级学校文凭(STPM)、大学预科班（Matrikulasi）等）的录取比例、标准与门槛。这种信息不对称，无疑削弱了公众对大学录取机制的信任，也使“择优录取”变成一个未经验证的主张。在此情况下，即使SATU确实坚持学术标准，也容易被误解为“财力优先”的通道。

我们也应谨慎看待双轨学费是否必然造成结构性不公。一方面，高收费通道确实可能对低收入家庭构成排斥，形成事实上的财务门槛；另一方面，若该收入被用于扩大奖助学金、改善教学条件、资助研究发展，其实也可回馈整个学生社群。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收费，而在于由谁来支付、如何分配盈利以及谁能受益。

在制度层面，我国高等教育仍然受制于拨款紧缩与资源不足。自主招生制度若设计得当，本可成为财务多元化与人才多样化的政策工具。但当前SATU的制度设计尚缺乏三项关键条件：一是公开透明的数据发布机制；二是明文规定的入学评估标准；三是配套的助学金保障与低收入群体名额保护条款。缺乏这些制度基石，自然会引发质疑。新加坡的例子值得参考。尽管其公立大学已公司化，自主运营多年，但其大学拨款仍受《大学公司法令》第8条监管：国家须持续拨款，并限定其用途为教育目标。这提醒我们，即便大学有财政自由，国家在公共资金分配与教育公平方面，仍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鉴于此，SATU机制应进行深度审查与优化，而非仓促废除。若能确立数据透明机制、明晰学术评估标准，并设立针对B40与M40家庭的入学保障条款，SATU可以成为推动大学自主与社会公平并进的范例。相反，若继续在资讯不透明与阶层排他中扩张，其长期风险将是高教系统的信任流失与社会阶层的进一步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