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孝仁.老龄化与青年定义调整的碰撞


马来西亚当前的问题并不是“青年资源错配”,而是“青年总量急剧减少”。在出生率持续走低、人口结构快速老化的背景下,真正的青年群体正日益减少。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生育率经历了从相对稳定到急剧下滑的转变。2010年总生育率尚处于2.1的平衡线,然而自2013年起便一路下行,2023年更是降至1.6,出生人数也在近十年间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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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趋势直接导致青年人口数量不断萎缩;不仅如此,人口老龄化的浪潮亦是汹涌而至。
统计局的预测报告清晰地勾勒出老龄化社会的逼近轮廓:中位年龄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大幅攀升,从2030年的32.8岁跃至2060年的40.7岁。
如今,65岁及以上人口比率已达7.7%,马来西亚已迈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45年将成为老龄国家。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华裔人口老龄化速度比马来族群和印裔更快。
在这样的人口形势下,政府下调“青年”年龄上限至30岁的举措,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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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下调“青年”年龄上限有着多方面的考量,包括旨在与国际标准接轨,提升政策一致性;聚焦30岁以下年轻人,赋予他们更多话语权和参与空间;优化青年发展规划与资源配置,确保精准惠及目标群体;推动年轻领导层接班,提升组织活力。
从理论层面看,这些目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激发青年群体的潜力,为社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然而,马来西亚当前的问题并不是“青年资源错配”,而是“青年总量急剧减少”。
在出生率持续走低、人口结构快速老化的背景下,真正的青年群体正日益减少。
然而,在年轻人数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却选择将“青年”的定义进一步年轻化,这无疑是一项与现实趋势背道而驰的决策。如此一来,原本就面临人力断层的各级青年组织,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边缘化甚至空心化。
当人数减少、年龄门槛收窄,青年组织不仅在运作上举步维艰,更容易陷入“无事可做、无力可为”的困境。最终,青年组织恐怕只剩下形式上的存在,难以发挥其原有的社会动员与领导力培育功能。
更为严峻的是,当前一些社团组织中,“老年人霸位”现象屡见不鲜,甚至不惜修改章程以延长领导期限。这种行为不仅压缩了年轻人的发展空间,也违背了组织发展的初衷,使得组织逐渐失去活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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