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昌.关税压力迫近，大马谈判筹码成焦点

目前我国被归类为第二类对等关税国家，理论上具备与美方协商争取较低关税税率的空间。然而，现实发展却远不如预期顺利。尽管我国并非特朗普政策的首要针对对象，但在争取关税优惠的过程中，却频频受限于非关税壁垒所带来的制度性阻碍。其中，包括清真认证程序的复杂性与缺乏透明度、金融与能源等特定行业的保护性措施，以及外资股权限制等结构性法规，均成为美马贸易对话中的主要摩擦焦点。这些问题虽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关税项目，却被美方视为实质性的“市场准入障碍”，削弱了对大马市场开放程度的信任与评估，进而影响我国在对等关税谈判中的筹码。换言之，我国原本具备一定谈判回旋余地，却因制度僵化与政策保护主义，在双边谈判中陷入被动，错失原本可能争取到更优税率安排的战略窗口。

以印尼近期成功与美国达成协议、将其对等关税从原本的32%下调至19%为例，不难看出特朗普所公布的高税率，更多是一种谈判策略，意在向相关国家施压，以换取美方认定的“公平市场准入”。这也说明，各国在8月1日正式生效日前，仍保有有限的谈判空间。然而，对于我国而言，现实却更加复杂。

我国所面临的非关税壁垒，往往深植于宗教与族群政策之中，包括清真认证的行政复杂性、特定行业的本地化要求，以及外资股权限制等，这些议题皆涉及高度敏感的国内政治考量，正如政府所强调的“红线”，在短时间内难以做出重大调整。

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些制度壁垒并非全然不可触碰。在不动摇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政府仍可透过技术性微调或行政程序简化，适度释放改革讯号，以换取较低的对等关税税率。这不仅有助于降低我国出口商所承受的关税压力，也能在谈判中重建美方对我国改革诚意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我国不能成为最后一批与美国谈判的国家。一旦多数主要贸易伙伴先后与美国达成协议，降低了自身的关税税率，美国因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与供应链瓶颈也将随之缓解，届时其对与“剩余国家”达成协议的意愿将明显下降。马来西亚若迟迟不做出政策回应，不仅会被视为“谈判不合作”的国家，甚至可能面临象征性惩罚性的更高关税，用以彰显“拒绝让步者”的代价。因此，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不只是一个税率问题，而是一场争分夺秒的制度信任竞赛。我们仍有窗口期，但时间极为有限。若不及时行动，最终恐怕不仅错失谈判空间，更将陷入被边缘化的被动局面。

另外，与邻国相比，我国在谈判中所掌握的筹码较为有限，主要因为经济高度依赖出口。数据显示，印尼出口占GDP仅约20%，其中出口至美国的比重约为10%；而大马在2024年的出口占GDP高达71.35%，其中11%出口至美国。相比之下，日本出口占GDP为21.85%，对美出口达20%；韩国则为44%。这说明大马是区域内最依赖出口的经济体之一，对外部环境变化格外敏感，任何高关税措施都将国家经济构成更大冲击。此外，关税影响并不局限于对美出口。由于全球供应链高度交错，我国出口的中间产品往往流向其他国家，再由这些国家出口至美国。若大马产品被征收较高关税，同时美国加强“原产地”管控，不仅会打击对美国的直接出口，也将影响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进而放大整体经济风险。

综上所述，我国虽然在对美对等关税谈判中面临诸多挑战，但并非全然没有回旋空间。当前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在不触碰国内政治红线的前提下，展现足够的灵活性与改革意愿，逐步缓解美方所关注的非关税壁垒。事实上，我国并非没有先例可循。早在纳吉时代，政府就曾通过有限度的市场开放措施，如电信业中的应用服务供应商（ASP）开放予外资100%持股，以回应国际社会对市场准入的关注。这类小规模的结构性调整，虽不涉及核心行业，却足以传达制度松动的改革讯号，有助于恢复美方对我国市场开放程度的信心。在8月1日正式征税前，我国必须抓住有限的谈判窗口，提出务实且有说服力的让步方案，才能争取更低的关税安排。若继续因内部政策僵化而迟迟未作出反应，不仅将被边缘化，更有可能面临象征性惩罚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