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颖慧.道歉乏力、律师走上街头的一周


走上街头的黑袍律师、赵家人的悲痛、要求司法审查的呼声,这些都不是孤立的行为。它们体现了一个社会的记忆、反抗和拒绝让法律成为权力的工具而非制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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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历了非同寻常的一周,不是因为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这一切感觉如此紧迫且熟悉。正义受到践踏或得到捍卫,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反贪污委员会向赵明福家属公开道歉。法律界人士身着黑袍上街游行,抗议司法独立受到威胁。还有一个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问题,即有关干预司法机构的指控,重新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这些并不是孤立事件。它们形成了一种模式:在一个对制度疲劳和民主侵蚀感到厌倦的社会中,人们在缅怀、反抗和反思。如今,随着旺阿末法立受委为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人们对司法机构政治化的担忧再次变得迫切起来。
道歉不能治愈伤痛
赵明福在反贪会拘押期间不幸身亡,至今已有16年,但他的家属仍然得不到真相。调查、质询和法庭裁决都指向了不法行为,但无人被追究责任。因此,反贪会上周发表的道歉声明,并未被视为抚慰人心。它被认为是空洞的。
家属拒绝道歉和拟议的“善意”赔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要的从来不是钱,而是问责。道歉而不提控,也不进行结构性改革,感觉就像是在表演性地试图了结此事,而不是正视此事。
赵明福之死已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它象征着当国家权力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行使时所产生的有罪不罚现象。这不仅是一个羁押虐待的事件,也是一个司法系统往往将机构保护置于个人尊严之上。时隔多年之后才做出道歉,而且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却强化了它本要消除的愤世嫉俗的情绪。
恢复司法独立
在尚未平息的悲痛中,另一个问题以新的紧迫性再次出现:司法独立的问题。有关干预司法的指控并不新鲜,但这一次,这些指控以更响亮、更持久的共鸣重新进入公共话语。
要求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RCI)的呼声再次出现,不仅来自政界,也来自公民社会组织、法律界和公众。这一问题受到的关注反映的不是党派分歧,而是更深层次的制度焦虑。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当司法机构容易受到外部压力时,法治就无法存在。
这种关切超越了政党界限。这与个别政客或孤立事件无关,而是与民主治理的根本结构有关。一个屈从于行政影响或被认为屈从于行政影响的司法机构,无法发挥其维护宪法的职责。争论的焦点不再是司法系统是否需要改革,而是我们还能承受多久的拖延。
当律师公会走上街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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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个画面定义了这一周,那就是:数百名律师身着黑衣,在布成街头默默游行。在律师公会的组织下,这次游行是一次有力且深思熟虑的行动;它比任何头条新闻都更有说服力。
律师不会轻易走上街头。游行就是打破常规。这意味着有些东西已经从根本上崩塌,沉默不能成为默认。他们的游行不是表演,而是必要的。
这次游行正值人们对司法程序的信任日益脆弱之际。围绕法官的任命、裁决的独立性以及司法机构的廉正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律师公会的行动不仅是一种专业反应,也是一种公民行动。它提醒人们,法律界也有责任捍卫三权分立。
我坚决支持游行的律师们。他们的行动代表了一种更广泛的民主冲动:当越界时,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保持沉默。重要的是,他们提醒全国人民,司法独立不是奢侈品,而是生命线。
当所有事情碰在一起
赵明福之死悬而未决。公众对司法干预的重新关注。法律界人士穿黑袍反抗。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深刻地相互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一个社会正在努力应对其体制结构的脆弱性。它们共同揭示了大马民主架构中长期存在的缺陷:未能将问责制度化,使其超越政治权宜之计。
这些事件的核心是一项核心的宪法原则:司法独立,正如法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的那样,司法独立是民主国家合法性的基石。一个不仅独立而且被视为独立的司法机构对于维护公众对法治的信任至关重要。当这种认知受到侵蚀时,受影响的不仅仅是法院,而是整个民主治理框架都将开始瓦解。
政治学家吉列尔莫奥唐纳(Guillermo O’Donnell)曾在其关于民主“棕色地带”(brown area)的著作(1993年)中写道,民主体制的持久性不仅取决于正式规则,还取决于这些规则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得到实践和捍卫。在马来西亚,正义的实践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低层的捍卫,而不一定是来自制度本身。像赵家这样拒绝沉默的家庭、走出法庭以维护司法自主权的律师、不再默默信任的公民,这些都是问责制的新守护者。
正义必须得到捍卫,而非展示
有人想把本周称为转折点,但那是假设有什么东西发生了转变。我们看到的不是转变,而是提醒。即使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叙事之后,马来西亚的体制创伤仍然很深。
马来西亚的司法仍然太容易被卷入闹剧。道歉姗姗来迟。改革的诉求遭遇程序上的拖延。然而,让这一时刻充满力量的是公众清晰的回应。
走上街头的黑袍律师、赵家人的悲痛、要求司法审查的呼声,这些都不是孤立的行为。它们体现了一个社会的记忆、反抗和拒绝让法律成为权力的工具而非制衡的力量。
直到我们认真对待司法独立;直到问责制不再是象征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否则,马来西亚的正义仍将停留在口头上,而无法充分实现。
而马来西亚人会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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