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10am 24/07/2025

宋明家.“调职文化”成庇护伞公务体系养虎为患

不管是警队或其他公务员，我们都希望政府能够设立“独立”和“中立”的调查委员会，让“有罪就要罚”的问责文化，深植公务部门内的工作环境。

上周有关“台湾女子控诉警察勒索和陪酒”一案，据媒体报道5名落网警员已被“调职”，警方“内部调查”仍在进行中。

警方逮捕涉事警员的做法值得赞扬。但对大部分民众而言，公务部门针对犯错员工“调职”冷处理方式，往往被视为“象征性”的做个样子、或“偏袒性”的官官相护而已。

尤其是这种涉及“原本应该保护人民”的执法单位的腐败和贪污，更往往是民众不满的源头。

我们也常在社媒看到种种有关公务员犯错后只是被“调职”过后平安无事的个案；其中老师朋友圈告知的“老师失踪”个案，更不是新鲜事：某老师“无故失踪”几个月，期间照样领薪，然后突然出现在学校继续教书，过不久又失踪一个星期，过后还是“风波任它闹，何须自烦恼？”。还有一个更令人气愤：某学生被狼师载到旅馆，幸好她机智躲过危险；但狼师推说是误会，也是马照跑、舞照跳、薪水照样进口袋。

我国政府公务部门当前的做法，往往是让当事人做“冷板凳”、调查拖延多年，涉事员工继续领薪水，甚至继续在被调部门担任原本的岗位。

这种“调职”成了“免责避风港”的冷处理方式，助长公众对整体公务部门腐败、制度性贪污的质疑。

我们明白对涉嫌不当行为员工“调职”（而不是立刻解雇涉事员工），是为了保障公职人员福利，包括秉持法律“无罪推定原则”（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或presumption of innocence：亦即“被指控犯罪的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均应被视为无罪”）原则，也防止一些人滥用权力来捏造指控对付办公室“敌人”。

问题在于，我国公务部门的处理方式，时常都是“过于慈悲”，这种处理方式往往过后都以“警告”结尾，甚至有继续“升官发财”的个案。涉及赵明福案件的官员们只是冰山一角。

原因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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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的制度性问题，从上到下都充斥这种“官官相护”的腐败和贪污现象，加上大多数国人不认为“咖啡钱”文化是什么大问题，也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就有了高官领导的政治考量去衡量“选票”和“诚信”之间的抉择。

在诸如英、美、新、日等发达国家，“调职”同样是处理违纪公务人员的一个方式，但这过程一般伴随透明迅速的调查和严格问责机制，其调查结果也是公开的。在日本，涉事员工往往因“羞耻”而主动辞职或被开除。

马来西亚需要改革吗？答案不言自明。

以警察系统为例，推行“随身执法记录仪”本是当务之急。但这措施谈了那么多年，到现在到底有多少比例的执法人员佩戴录像仪，还是个谜。对于涉嫌犯罪的公务员，初步调查若显示存在可信证据（如行政听证、物证、多人证言等），也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怀疑阈值”，应立即启动“临时停职”（带薪或不带薪）程序，并移送反贪机构或法院审查起诉。

笔者非常认同律师公会于2022年12月发布的公告，即政府于2023年7月成立的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IPCC），并不足于推进我国反腐败、反贪污进程。原因是：IPCC首席执行官由内政部长任命，它也没禁止前警员、现任公务员等“不中立”的人担任委员会成员，所以IPCC不独立也不中立，只是一个“自己人调查自己人”、“无权对犯事警员采取纪律行动”的“无牙老虎”。

由于警方手握逮捕、使用武力、扣押财物等大权，民众有权要求和期待警察具备高度廉正、公正和专业能力。但鉴于警队过去数十年“令人失望的记录”，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一个独立和中立的监管机构，来监督警察部队。因此，一个拥有权力对犯错的恶劣警员进行纪律惩处的“独立警察投诉及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才能确保问责机制得以落实，也能协助警队维护它专业形象和尊严，然后赢得民众的尊重和信任（注：IPCMC曾在2018年被提出，之后却被改为IPCC）。

不管是警队或其他公务员，我们都希望政府能够设立“独立”和“中立”的调查委员会，让“有罪就要罚”的问责文化，深植公务部门内的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