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惟诚.斡旋泰柬冲突—有时多管闲事也很好

这场由大马主导的谈判，就是改变东盟这种短板的契机，所以安华不应该沉醉在国际社会的赞誉之中，反而需要趁着这个机会来为东盟内部的协调、维稳、平衡与仲裁机制作出改变。

在泰国与柬埔寨边境发生连日冲突、造成数十人伤亡后，区域局势一度陷入紧张，令国际社会担忧东南亚会出现另一个地缘冲突的热点，为原已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增添更大的变数。然而，泰国与柬埔寨在经过大马于本周一（27日）的斡旋调停后，终于达成了初步的停火共识，虽然两国目前在边境仍有零星摩擦，但这场由我国主导的谈判仍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肯定，也为兼任东盟轮值主席的首相安华赢得一波“务实外交”的舆论加分。

当然，要说这场和谈仅是为安华的加分项，那又过于单调，因为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其在区域与国家的两个层面上都各别揭示出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下的两个关键趋势。首先，是传统大国在本区域事务中展现出“选择性退场”的倾向。虽然国际舆论对中、美两国有意在东南亚展开影响力博弈存有共识，但在东南亚有传统影响力的中国不愿卷入柬埔寨的领地纠纷，免得陷入泰柬历史泥沼，所以北京仅维持“喊话但不介入”的立场，同时向柬埔寨表明态度。

至于美国，尽量不介入区域纠纷是华府印太战略的核心，但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动荡会影响全球半导体、电子产品供应链的稳定，所以总统特朗普既无法忽视，也不能单纯地蹭流量，反之，华盛顿需要向泰、柬传递自己的立场，展现“牵线但不介入”的态度。显然，中、美都在本轮斡旋中发挥了幕后影响力，但在谈判现场，两国派出的代表仅坐在观察席，这种操作就是一种大国施压、区域组织主导的谈判情境，中、美双方对此议题保持距离的意味浓烈。

当然，美、中会如此克制，也并不全然是单纯地想稳住东南亚局势。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政治局会议，而在这场会议结束后，按惯例就会召开北戴河会议。这两场会议都是北京最关键的会议，能为中南海接着下来的政治路线定调，再加上其目前跟美国有贸易谈判，所以别没事找事。美国也仍在紧锣密鼓地与大批国家展开关税谈判，而且华府在中东、非洲仍有核协议、和平协议等谈判需要推动，所以同样也不想找事，领了“促成谈判”的好彩头后离开便是。

其二，就是像我国这类中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能扮演的“协调者角色”正在被重估。此次大马成功穿针引线，使泰、柬的国家领导人坐上同一张谈判桌，除了是美国施压，以及大马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地位所促使的以外，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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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柬、美、中四国对大马长期维持的中立外交传统的信任有关。事实上，我国一向在区域事务中扮演中立调解者的角色，比如冷战末期，我国在柬埔寨和平进程中提供了关键支持，促成卷入柬埔寨内战的武装组织之间的非正式接触。

再比如，1990年代的马哈迪政府也曾经在南菲律宾穆斯林问题上发挥斡旋角色，为后来大马成为“马尼拉-摩洛”和谈第三方奠定基础，然后进入21世纪，我国也持续的参与泰南和平进程、缅甸若开邦人道危机协调等有关区域问题的斡旋工作。这种到处“劝架”的外交风格，虽然看在部分网民的眼里，是多管闲事的体征，但这些努力确实曾经为大马赢得国际社会“可信赖协调者”的声誉，所以这次泰、柬选择大马作为斡旋者，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的良好记录。

而且，这种传统也是促使我们能够以务实的姿态对泰柬问题推进调解，不抢功的同时，还能够将部分谈判成果礼让美国，借此感激华府促成谈判。当然，这么做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当前马美关税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大马意外地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适度制造一种“对美配合度高”的外交印象，这无疑是提供了特朗普满满的情绪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大马可能会因而在关税谈判中取得更有利、宽容的位置，所以有时多管闲事也很好。

当然，尽管这场谈判的成果仅是达致无条件停火，诱发这场泰柬边境冲突的根源问题仍需两国领导人择日再议，但基于这两个层次的体现，大马的顺利调停还是意义非凡的，因为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它可以让东盟对处理和协调东南亚的区域秩序更有信心，并且能够看到重构区域维稳、冲突管理的迫切需要。要知道的是，东盟经常被批评为松散、缺乏约束力的国际组织，有福能同享，但有难未必能同当，东盟内部经常在处理涉及多国的议题上大闹意见分歧。

这场由大马主导的谈判，就是改变东盟这种短板的契机，所以安华不应该沉醉在国际社会的赞誉之中，反而需要趁着这个机会来为东盟内部的协调、维稳、平衡与仲裁机制作出改变，毕竟，随着地缘政治的不稳定，以及国际金融、科技的复杂性，东盟成员国未来所面对的区域议题可能会越来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