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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20am 07/08/2025

宋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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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教育文凭(S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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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人时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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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家.基因检测可以预测我家孩子SPM考几个A吗

教育工作者必须厘清PGS和传统教育评估方式的关系,确保其应用能促进教育公平,而非加剧、扩大贫、富学生群体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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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老师朋友问起这样的问题:能预测学生的学业表现吗?

我们可依据已知的知识和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

成年人体内约37万亿个细胞,几乎全都含DNA(红细胞等除外);这些DNA主要由A、T、C和G四种碱基组成,以双螺旋结构折叠、缠绕成23对染色体(包括男性XY和女性XX性染色体)。

一般人和人之间有约400万碱基差异(占基因组0.1%),称为SNP。这些遗传差异影响生理特征和疾病风险,研究显示还会影响学习能力、认知功能等教育相关特质。以下简列一些近年采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和教育“多基因评分”(polygenic score,简称PGS)大规模研究:

(1)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跨国团队基于300万人数据的研究发现,基因因素可解释12-16%的教育程度差异,亦即基因对学历的影响最高可达16%(引2022年3月《Nature Genetics》期刊论文)。

(2)美国明尼苏达双城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 Cities)研究发现:基于110万成人数据的PGS可预测11-13%的教育年限差异(引2018年7月《Nature Genetics》期刊论文)。

(3)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研究员的数据统计显示,“受教育年限”PGS分数前10%的人的大学入学率是PGS后10%的三倍(引2018年3月《Nature Reviews Genetics》)。

(4)英国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分析8万人数据显示,PGS和教育表现有显著关联,并能解释24%的考试成绩差异;另对31万人的研究表明,PGS可解释27%的学历差异(引2024年9月《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期刊论文)。

(5)伦敦国王学院、新墨西哥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等多国联合团队针对“受教育年限”对英国5825名无亲缘关系个体的“阅读能力”进行预测,在控制“一般认知能力”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情况下,这类PGS最多可解释14岁阅读能力5%的变异(引2017年7月《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期刊论文)。

这些数据表明,基因虽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对学习能力确有些许影响。根据最大规模研究(300万人数据)结果,基因影响约16%的教育水平差异,其余84%则取决于环境、父母教育、经济水平、家庭条件等其他因素。可以预见,未来或将有更多研究探索如何运用PGS预测学业表现。

但当前基因预测教育水平仍面临诸多问题、挑战和限制:

(a)样本偏差:以上这些研究主要以欧洲族裔为主,研究1所采用300万笔数据都来自欧裔群体,其他研究绝大部分也采用欧洲样本,这些不同研究所采用的欧裔人口样本,也存在样本、研究、PGS成果之间的差异。而由新加坡国家精准医疗计划(National Precision Medicine Programme)协调的10万新加坡人基因组测序(SG100K)项目,目前也还在进行质量检验,预计2026年将会发布整合数据(全基因+病理等表型数据)。也就是说,尽管PGS具有一定预测效力,这些研究成果不适用于亚洲或我国人口。

(b)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研究发现:基于追踪3500名90年代英国儿童数据,PGS对学业表现的预测力不如家庭背景和学生早期成绩,作者表明目前PGS难用于教育指导(引2020年3月《eLife》期刊论文)。

(c)学习环境、生活方式、经验、生理、人生际遇等条件,会通过调控基因组功能来影响表观遗传(epigenetics)因子,进而塑造表型(学业表现)特征(引2022年8月《npj Genomic Medicine》期刊论文)。

(d)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联合团队研究结果显示:即便在血统相似的群体中,PGS准确性也会因性别、年龄或社会经济地位等特征而产生不同结果(引2020年1月《eLife》期刊论文)。

(e)PGS反映的是“倾向性”(propensity)而非“确定性”(inevitability),因为它既未涵盖全部遗传效应,也无法预判当下和未来环境(家庭/学校)影响,更甭说基因和环境相互因缘、相互嵌制的复杂关系。

简言之,这些教育PGS虽具参考价值,但还是需要理性看待其实际应用方面的种种问题和局限;即便过往研究显示出遗传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GS还是无法准确预测学业表现。

关键在于,教育工作者必须厘清PGS和传统教育评估方式的关系,确保其应用能促进教育公平,而非加剧、扩大贫、富学生群体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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