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前者位于苏格兰的特恩伯里高尔夫球场会面的影像绝不仅仅是握手达成贸易协议，而是象征着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历史和美国各项指导原则的历史性决裂，而这一决裂将对全球经济和国际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在欧洲看来，一个249年来一直高调宣称依靠“我们人民”这一概念（即美国宪法的开篇短语）的国家突然对自身体制失去了信心，而该国合法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却迅速瓦解了这些制度，这委实令人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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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对美国发生的转变，仅仅将其背叛自身的责任归咎于特朗普的解释又过于轻率。因为某些更深层次也更令人不安的因素正在发挥作用。
总联盟基本原则被统统抛弃
美国对世界的贡献——从一战后开始并在二战后取得了更大成功——是建立了一个基于该国自身历史的世界。它寻求构建核心体制、规则和规范，使世界能够以可预测的方式指导自身运行。
威尔逊总统在一战最后一年（1918年）1月发表的著名14点主张可谓是塑造了二战后时代之各项理念的出生证明，其中第14点指出：“必须根据特定盟约组成一个国家的总联盟，以便为大国和小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相互保证。”
大国和小国应当相互尊重对方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但如今这一基本原则似乎不再被接受。
俄罗斯总统普汀对乌克兰的入侵严重伤害了这一原则，但特朗普公开拒绝排除使用武力占领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之可能性的做法则可能给了这一原则致命一击。同样，特朗普将针对巴西的贸易关税武器化，以此惩罚该国起诉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做法暴露了他对巴西政治独立性的不尊重。
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协议甚至走得更远，把所有规则都统统抛弃了。
战后体制和规则的存在目的是在国际事务中确立一些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方式，确保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以可预测的方式行事。然而特朗普正在将不可预测的行为制度化，使之成为美国国际行为的新准则。
2角度理解特朗普行为
特朗普身边有些人毫不质疑地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或者想让人觉得美国政府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夸夸其谈背后隐藏着一个连贯、理性的计划。但事实上只有从另外两个角度才能理解特朗普的行为。
首先，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行为是在系统性测试他的政治权力在美国所有其他机构面前的极限，这些机构不仅包括国会、法院和州政府，还包括精英大学、主要媒体机构和大律师事务所。同样，他的贸易政策也没有任何原则、经济理论或制度基础，纯粹是武断和主观的，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其次，特朗普的主要动机是消除对其自身政治操弄空间的任何限制。这一点在与冯德莱恩的握手中显而易见。美欧“协议”认可了特朗普可以为所欲为的理念，摒弃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原则：贸易伙伴之间以及国内外商品之间的非歧视；通过谈判减少贸易壁垒；不得任意调整关税；将国际贸易作为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工具。
虽然会有诉讼以及来自美国下级法院的一些阻力，但没人坚信关税必将消失。对政客来说没有什么比意外的永久性收入更让人欲罢不能的了（尤其是当你需要钱的时候），而美国财政部也报告说关税收入确实大幅增加。
在政治上，稳固的短期收入总是胜过不确定的长期财富损失。在赋予特朗普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无限权力后，想要降低关税的国会就必须向美国人民解释它打算从哪里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而就美国而言广泛加税似乎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有鉴于此，美国与自身过去的决裂似乎会持续下去。
这对美国和世界预示着什么？正如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所示，经济和政治体制是国家成败的关键。而居于他们论证核心的则是制度保护产权和创造经济增长激励机制的能力。
尽管国际和美国的体制已陷入困境，但如果其他国家采取措施去防止其遭受特朗普为扩大个人权力的持续行径的影响，那么它们就仍然可以存留下来。不幸的是欧盟在各类务实但短视的因素驱使下选择接受特朗普眼中的世界——在那里，全球治理的所有规则都被一个人的一时兴起所取代。
托马斯·伯恩特·亨里克森，丹麦《贝林时报》首席商业评论员，曾任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经济学家委员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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