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强.董总使命:从语文权利到社会改革



如果华教运动继续局限在“为华人而华团”的定位,而不能转向“为社会而公民”,便会逐渐失去公共性与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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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砂董总)日前发表声明,批评全国董总“将组织功能泛政治化”,并声称此举背离董总创会初衷,甚至质疑“培养政治领袖或社会运动者”、“成为政治动员平台”。其实这种争议,在1985年《全国华团联合宣言》早有定调,纵观过去数十年,华教运动自始至终就是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重要一翼,其所肩负的任务远超教育范畴。回顾过去董总奋斗历程,就不会被不实言论所蒙蔽。
自1950年代以来,董总领导的母语教育运动始终肩负争取平等与多元的使命,各地方华教运动成员务必对此信念要有清楚认识。从1960至1990年代,华文教育在狭隘马来民族主义与国家机关压力下艰难维系。1980年代,华团不仅推动参政,还提出两线制理念,成为民权运动先驱,展现了对民主价值与宪政文化的坚守。
董总在此环境中养成忧患意识与抗争精神,林连玉正是这一精神的象征。董教总从反对单元化教育、追求民族和谐,到争取公民权利,其历程堪称马来西亚民权运动的重要典范,虽然在不同时期的介入程度有深浅之分,或选择不同议题表态,但从未离场,董总和华教运动的历史任务,在不同年代呈现阶段性特征。1950年代,是争取公民权,确保广大华人获得公民地位。1960年代,是推动独立大学,凸显宪制合法权利。1970年代,是应对新经济政策下的土著主义,在政经文教各个领域,领导华社守护权益。1980年代,高举民主人权与两线政治,推动民权运动。1990年代,则动员社会力量,成功废除《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条文。
这一脉络说明,董总领导下的华教运动,始终紧扣国家发展矛盾与结构性压迫,历史证明路线正确,绝非只停留在狭隘的单一议题层面。
现实挑战:
迟滞与内卷化的风险
2008年政治海啸与2018年政党轮替,使马来西亚逐渐进入民主转型阶段。然而,华教运动在此时期却显得迟滞,未能积极把握新兴公共议题。相比之下,马来社会涌现的新兴组织展现更强的活力,借助社媒、议题动员与人才培养,快速影响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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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团纵然拥有组织资源与群众基础,却在路线上出现分歧,对“新时代任务”的认知未能与时俱进。如果各地华教领导人的知识体系,仍停留在传统华教逻辑,对多元社会、宪政机制、宗教与世俗之辩缺乏理解,肯定难以回应社会的新挑战。如果华教运动继续局限在“为华人而华团”的定位,而不能转向“为社会而公民”,便会逐渐失去公共性与代表性。
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对华教形成新的压力。今日华人社会逐步中产化,新世代更重视个人实现、制度正义与价值理念。华教若继续依赖传统框架,或狭窄的思维,将与年轻世代渐行渐远。
在此情况下,华教组织还可能陷入“内卷化”:表面活跃,实质停滞。表现为活动繁多却方向模糊,人力密集却成效不彰,资源丰富却缺乏战略目标。长远而言,这不仅削弱社会影响力,也可能造成与年轻世代的断层。
转型方向:从防卫到建构
董总领导下的华教运动若要延续影响力,必须超越“防卫型思维”,积极走向“建构新意义”。母语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基本人权,其价值内涵若往外延伸,就伸展到反歧视与争平等的社会议题。因而,华教除了停留在语言文化的捍卫,更应关注制度正义、公民平等与社会改革,才能扩大社会认同基础。
职是之故,每一张统考证书上,都注明“维护华教,发展母语教育;伸张人权,争取平等地位”的标语,寄语统考生不忘董总使命。未来的董总领导精英,从中央到地方,在转型方向上就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认识:
1.民主深化与制度建设
母语教育权利要获得保障,必须依赖稳定的民主政制与宪政秩序,培育理性温和的政治文化。华教运动不能只关心族群本位的利益,而应将制度改革与公民平等视为核心任务。
2.跨族群的国民精神
面对日益宗教化与族群化的政治氛围,华教必须致力于“国民精神”的重建。主动介入国家记忆的重写与公民身分的重建,并与其他进步力量建立跨族群合作。唯有如此,母语教育才不会孤立无援,而能与更广泛的民主诉求相呼应。
3.组织更新与论述重建
伟大的社会改革必须具备有效的组织、具远见的领导与清晰的论述。华教需突破基层弱化与机构官僚化,培育新一代具宏观视野的领袖,并提出超越族群本位的公共理念。
华教运动曾在民族教育、民权政治与进步价值三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1980年代林晃昇先生以社会企业家的进取精神,带领董总成为公民社会的领航者。然而,进入21世纪后,其能量逐渐内缩,风险在于陷入“内卷化”。
华教的未来,除了延续传统任务,更要在21世纪的国家转型、社会多元、公民觉醒中找到新的定位。这不仅需要组织结构的调整,更需要心态观念的重建。只有真正掌握时代脉络,摆脱防御思维,重拾引领作用,才能继续作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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