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宗.别让霸凌文化侵蚀下一代

第二，预防。霸凌不能只靠惩罚来制止，学校更需要从根本改变校园文化。单靠“零容忍政策”或事后惩罚，无法真正遏止霸凌。学校必须主动营造同理、包容与尊重的氛围。社会情绪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它能帮助孩子培养同理心、决策力与冲突解决能力。与此同时，旁观者的角色至关重要。当学生明白自己有责任，并被鼓励站出来时，霸凌者的力量自然削弱，暴力的循环才有可能被打破。

第三，问责。如今，霸凌事件往往要等到悲剧发生后才引起社会关注。查拉的遭遇、国防大学海军学员祖法汉的惨痛死亡、少年纳文被虐打致死，这些案例虽然震惊全国，却依然未带来实质性的系统改革。若要摆脱“悲剧驱动”的被动模式，我国必须建立透明的数据收集体系。透过匿名调查、系统化的校园汇报机制，以及与研究机构的合作，政府才能掌握可靠的数据基础。唯有如此，政策干预才能更精准，资源分配更合理，成效也能随着时间被检验。

除此之外，我国也必须强化儿童事务专员（Children’s Commissioner）的职能。专员不应仅仅向单一部长汇报，而应具备监督与问责机构的独立权力，能够跨部门协调，并赢得儿童群体的信任。唯有如此，这个职位才能真正成为儿童权益的守护者。

与此同时，社会也必须检视成年人的示范作用。培养德行是《国家原则》之一，但当政治人物或网络红人煽动仇恨、鼓吹暴力，甚至以流氓姿态示人时，他们其实就是在为霸凌文化背书。若当局对此袖手旁观，所传达的便是危险的讯号：恐吓可以被接受，权力足以凌驾正义。

霸凌不只是校园的纪律问题，更是国家治理的考验。它检验着我们的法律、制度与社会，是否真正能够保护那些最脆弱的群体。每一次迟缓的回应，都可能酿成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

总而言之，申诉机制必须简便可及；校园文化必须重塑，培育尊重与包容；政策必须以数据为导向，而非等悲剧发生才被动应对；问责必须制度化，并交由独立机构推动。

我们已经踏出第一步，但脚步必须更快。保护儿童不能只是悲剧后的口号，而应成为每天践行的承诺。否则，我们不止会失去更多孩子，也会失去一整代人对制度与社会的信任。